子浪小说

第16部分（第1页）

出“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在《新潮》上，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明天》和译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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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7）

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出了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章指出：一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新青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针对这些攻击，陈独秀回答道：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反对者，堂堂正正地举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大旗。这就是《新青年》的旗帜，五四运动的旗帜，是那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跟《新青年》杂志遭到非难的同时，陈独秀本人也遭到了攻击。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攻击文字。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刊出了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把这三个人痛打了一顿。接着，3月19日，他又在该报发表《妖梦》，写“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都被神怪吃掉。他不仅发表这些轻薄文字，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他还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蔡元培在答复他的公开信中质问道：“（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林琴南的这封公开信里，有一要害之处，就是他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这里他说的，是陈独秀嫖妓的传闻，一些小报对此颇有渲染。蔡元培的覆信里并没有辟谣，只是表示了学校当局对这一类事情的态度。他表示，对于教员，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蔡对陈的爱惜和保护之心。只是这时报刊还在不断散布不利于陈独秀的流言。《神州日报》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公言报》说“###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对于这些流言，蔡一一去函更正。只是这压力越来越大。3月26日晚上北京大学评议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在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的影响之下，蔡元培同意了辞退陈独秀。陈独秀就此离开了北京大学，专门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十多年以后，胡适写信给当年在去陈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尔和，反思这一事件。1935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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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

信中说的“浮筠”，即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胡适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说：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按：应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胡适的这些话，说得真好：当时一些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实质是旧派人物攻击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种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开幕。中国曾经对德奥宣战，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完全让与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消息传来，国人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会后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要去向日本使馆抗议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馀孽死有头。

“挽联”的上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同挽”。

游行队伍无法进入使馆区，于是就到赵家楼曹汝霖宅。没找到曹汝霖，却遇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就把他痛打了一顿。一些人捣毁了曹家的一些器物，还放起火来。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天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学生举行了总罢课。6月3日4日学生在街头演说，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最低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等几项。6月11日晚9时，他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这张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抓住。关了几个月，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获释。他从此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断写信来，约鲁迅为杂志写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之后，那时陈独秀已经关在国民党的狱中了，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深情地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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