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
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
“啊!哎呀!……”女兵们语不成句地瞎叫了一气,班长孙煤却套上衣裤,挥手说:“追!”彭沙沙穿着大白短裤就跟她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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