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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1页）

妈妈和爸爸在九五年离婚，那时我十一岁。

九四年我和妈妈第一次去国外看爸爸，那还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那是我们首次出国，语言不通，眼界闭塞，去机场都紧张得很。能坐一次飞机的吸引力甚至超过出国本身。飞机盘旋上升的过程中，忍住眩晕的呕吐，目睹地平线附近的风景一丝一丝扩大，心里的神奇感无法言表。

爸爸在机场接我们，从伦敦开到曼彻斯特。沿途绿色浓郁，大片草场上能见到绵羊群，有红顶小房子组成的村落。我尽力让眼睛睁大，不愿放过路上的风景，只是倦意不顾我抵抗将我淹没。爸爸那时候做瓷器代理生意，进口中国广东某小镇上生产的瓷器，代理卖到英国各个商场。爸爸说，你别看英国的茶具，摆设漂亮，一大半是中国造的，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那个小镇上产的。我去爸爸的库里看过，破纸箱子和大包杂乱的包装里面，瓷盘和瓷杯子漂亮得让人吃惊，红色圣诞主题的花边和麋鹿图案，流畅的线条，让人不敢碰的光滑表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爸爸说，中国人能干，广东人尤其能干，接触世界的广东人全世界最能干。

我们在爸爸特意新租的公寓安顿下来。公寓在市政府给穷人造的联排别墅中，我们租了一栋房子的一层，一个卧室加一个起居室的套间。房主是中国人，楼上楼下也都是中国人。爸爸告诉我们，楼上住的是学者，国内大学的副教授，在英国做了访问学者之后不想回国，靠餐馆打工混在英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楼下住的则是一个单身香港人，偷渡过来，打了几年黑工终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平时不爱说话，眼神总有几分怀疑。公寓所在的街区平淡荒僻，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周围行走的大多是包头巾的穆斯林、拖着十来个孩子的黑人和黄皮肤。但是从侧面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街口外面的公共花园，一片草坪和油绿的树木，春日里粉色的樱花，看上去陌生而美丽。

爸爸已经在曼城住了十年。上街的时候，他走得目不斜视，轻车熟路，完全是当地人的派头，对一家家小店和酒吧随口加几句评点。这种熟悉感让我略微惊奇。我并不认识爸爸，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在十年之后闯入我的生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所生活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而他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更让我觉得自己和他属于两个世界。爸爸曾做过多份工，从最初在工厂，到后来送外卖，再到后来给华人超市打工，然后做进货，做进口，到最后才做了现在的生意。他也曾在这个环境中感到疏离、孤独、举步维艰，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曼城有一个很大的唐人街，后来听说，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唐人街。爸爸在唐人街有很多熟人，从他最早打工的老板，到他后来曾经帮助过的学生。他说中国过去的学生十个有九个想留下来，不管是拿了公派资金来留学的，还是在国内落难偷偷混出来的。留下来很困难，英国不是移民国家，几乎不可能找到白领工作，只能在各种蓝领工作中混迹，在合法身份和非法身份之间悠来荡去，刷盘子、扫房间、缝衣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爸爸说，“可是他们跟我不一样啊，他们是大学生，是文化人，为什么这么熬着。”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比他们自身更为他们的前途忧心。在每年春节期间，爸爸仍然会到唐人街帮忙，帮以前的老板摆摊卖中国年货。他在寒气逼人的清晨举着那些纸做的小龙小蛇，对路过的英国人笑脸推销，而与此同时，与他身边的留学生长久交谈。他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促这些大学生宁可做最苦的工作也一定要留下来。那些年，爸爸对国内的全部了解都来自于这些交谈。

我们在英国住了八个月，其间我到当地小学上了半年学，妈妈去一家中餐馆做服务生。我们都完全不懂英文，我在小学里一边比划一边学，妈妈强行用声音记住了菜名，还记住了几个常用的招呼。我们单独上街的时候，只能靠猜来选择方向。

公立小学不花钱，我每星期还能从政府领到几个英镑的补贴，足够我在小学里的午餐。这种福利不论国籍，让我和妈妈惊奇不已。有时能见到拖着十来个孩子的中东或非洲妈妈，只靠各种救济养活全家。小学里亚洲学生和非洲学生很多，白人孩子反倒不是特别多，那时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有什么不寻常。我很难融入他们，语言的隔离是天然隔离。下了课大家会分成一小撮一小撮做游戏，我几乎没能加入任何一小撮。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恶作剧，抓了一些小蒺藜扔到我身上，然后怕我生气又来道歉。我没有发脾气，一直朝她笑，因为恶作剧也是游戏，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纳入她们的游戏。

课堂上我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东西，不让别人看出我理解力的障碍。老师说话我听不懂，就拿着一本小词典，躲在角落里把课堂材料上的每个词查清楚。英国小学数学进度很慢，我的程度领先他们两个年级。但是其他方面他们的知识面就广得多了，八个月时间里我们学过古希腊、古罗马、人体结构、恐龙和鸟类，主题下面涵盖各种课程。到了最后，我几乎开始喜欢学校了。如果能再多待一阵子，也许我能有一点融入。

我们待了八个月就回国了。那一次，妈妈试图说服爸爸也一起回去。

这时距离爸爸最早出国将近十年了。妈妈和爸爸已经十年没有面对面认真谈过，彼此的距离已经超出了两个人心里的记忆。爸爸出国的最初三四年，还没有落足，身份也有问题，无法给我们办理探亲。九零年前后，因为政治缘故，出国又变成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一直到九四年，我们才第一次申请到签证的机会。这中间的十年里，爸爸只短暂回国一次，待了一周，匆匆经过，妈妈和爸爸只有时间相互凝视，从来没有时间坐下来考虑未来。

这次的八个月几乎是他们重新相互认识的过程。妈妈惊奇地发现，爸爸游走在各色人等之间，颇有游刃有余的才能，与供货商、客户打交道显得老练，还可以和外国人对话。爸爸也略带惊奇地发现，妈妈做事已经相当有主见，一些想法甚至深思熟虑，以至于有点固执。妈妈印象中的爸爸仍然是那个话不多、不大合群、喜欢独来独往的稻田里的男孩，而爸爸对妈妈的印象还停留在温柔、懦弱、在意别人感受以至于说话小心翼翼的胖胖的女孩。他们的内心停留在十年前分开的那一瞬，而他们的性格已经走到了十年后粗糙的现实。

妈妈希望爸爸回国去，即便是做生意，也可以在国内做。妈妈的理由是心里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她看到爸爸收入上下起伏，不算多，十年也没有多少积蓄，有时候突然断了生意，一时没有进账，令人恐慌不已，而自己若是过来，也只能在餐馆打工。这时候国内情势已经和爸爸出走的时候大有不同，一片红火。当初的调查早已经无人在意，到处是做生意的气氛，时常听到有人暴富的消息，人心骚动。在国内搞贸易也很有可能，总比在异国他乡漂着好，怎么都是背井离乡，心里惶惶。爸爸则希望留下。这倒不是出于同样理性的计算，他的理由他自己清楚，只是很难向妈妈解释。爸爸不想回到国内的环境中，他还有自己的问题想解决，而这种感觉又无法表达出来。

爸爸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答案。在连滚带爬讨生活的日子里，他没有多少时间去想它，但是他知道，在一切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还是终将面对它。

我们的临别旅行去了伦敦，那是圣诞节时分，所有人都在自己家里庆祝，从下午开始，街上就越变越冷清，晚饭后路上一片黑暗寂寥。所有店铺都关了，所有人都消失在门背后。我们在街上走着，冷寂的黑暗仿佛给脚步加上一丝悲怆。

最后分手的过程有一点滥俗。妈妈说回国之后再好好想想，即便出国，也要做好准备。可是回国之后与周围人商量，却越行越远。妈妈周围都是在家几十年没出过远门、只懂家长里短的女人，对妈妈的劝诫与分析也多出于自身的经验判断。女人们在厂里上班，下午五点就没事做，回家做了饭，就是管自家男人和小孩，然后相互串门子，交流自家男人和小孩。妈妈脾气随和，家里事又少，别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总是不介意花时间，久而久之，跟大院里的女人们关系都处得好。她没有多少关于男人的话题可以交流，但是不多话，善于聆听，女人七嘴八舌，吃完饭就嗑着瓜子相互诉苦，各家各户洗碗槽缝里的争吵纠结都相互抖搂得干干净净。关于爸爸，女人们早就知道了情形。这次妈妈回国，更是在各种好奇的打探中将前前后后打探个清楚。

女人们的建议总是出于谨慎的，有时候甚至谨慎得没有理由。出国之前，她们就劝妈妈不要出去，出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虽说是爸爸出钱，但若是不出去，这些钱也就存下来了。女人们建议让爸爸把钱寄回来。她们说出国能有什么意思，在电视里看看就得了。出国前，妈妈没有听她们的建议，她主要是想带我出去，送我学学英文。这次回国考虑要不要移民，一部分女人强烈支持，说出去就算打工受苦也应该去，第一代立足稳了，第二代就是外国人。另一部分女人不支持，说现在不比当初，现在国内日子好了，又不累，出去受苦受累何苦，又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比十几岁小年轻能受累。妈妈犹豫不决。最后让她突然一震的是一个女人的猜测，她问妈妈有没有可能爸爸在那边又有了新欢，所以才不想回来。这种可能原本是不存在的，但问来问去，妈妈就开始左思右想，各种小事都似乎有了另外的引申义，比如爸爸这些年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比如我们在国外的时候爸爸有时跑生意一周不回家，比如说起回国时爸爸模棱两可的反对。七七八八，加在一起就让妈妈忐忑不安。最后有女人出主意说让妈妈拿话试探爸爸，就说让他回来云云。妈妈一时心焦又吃醋，也就听了，电话试探了两次，自然是越来越谈不拢，矛盾尖锐了，吵起来，都没耐心说下去。两个人的距离在这时候起了作用，几个来回，终于让言辞的罅隙变成了实际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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