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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程之前,医生需要到城防司令那里办理注销手续。担任这城防司令职务的是军事长官,大家都随便地叫他“县长”。
他那里经常拥挤不堪,令人望而生畏。无论是走廊里还是院子当中,甚至办公室几扇窗外的半条街上,都是乱哄哄的。要想挤到他的桌子跟前根本不可能,而由于几百个人同时都在讲话,结果谁也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在那间空荡荡、静悄悄的大办公室里,对越来越复杂的公文程序感到不满的几名文书,默默地写着,不时互相交换几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眼色。从首长办公室传出欢快的笑语声,那里的人肯定是敞开制服领子,正在舒舒服服地享用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正好到外间屋来,一看到日瓦戈,他做了个准备跑开的动作来招呼医生也到里面去分享那里的欢乐。
医生反正是要到办公室去找首长签字。到那里,他才看到一个最不成体统的场面。
伊然成了这个小城镇当前第一号风头人物的新政委,并不急于去上任,反而逗留在这间同司令部当前急务毫不相干的办公室里,站在这几个部队文读人员的面前口若悬河地讲个不停。
“这是我们的又一位明星,”“县长”这样说着把医生介绍给政委,可是政委完全陷于自我陶醉的境地,对他一眼也不看。为了给医生递过来的文件签字,“县长”改变了一下坐的姿势,随后又恢复了原样,接着就用一个亲切的手势给日瓦戈指了指屋子当中一个低矮的软坐凳。
在场的只有医生一人端正地坐着,其余人的姿态一个比一个放荡不羁。“县长”用一只手托着头,仿效皮却林的模样半躺在写字台旁边;他那位身躯肥硕的助手坐在对面沙发的扶手上,曲起两腿,胯下仿佛是一具女用鞍具;加利乌林反身骑在一把椅子上,两手拢着符背,头靠在上边;年轻的政委一会儿用手撑着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是一头刚出洞的狼意,一刻也不停歇,踏着细碎的脚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一口气地说着,讲的是比留奇逃兵的事情。
关于这位政委的传闻得到证实。这是个身材瘦削、匀称而尚未发育成熟的少年,却表现得像是一支燃放出最崇高的理想之光的小蜡烛。据说他出身于富有的门第,父亲似乎做过枢密官。二月间,他是第一批率领自己的连队转向国家杜马方面的军官之一。他大概是姓金茨或者金采,因为给他们两个人作介绍的时候医生没有听清。政委讲的是一口纯正的彼得堡话,吐字非常清晰,稍稍带一点波罗的海东部沿岸的口音。
他穿着一件紧身的直领上装。由于这么年轻,大概自己也觉得不大自在,而为了显得年长一些,就硬板起面孔作出长篇大论讲话的模样,同时有意地摆出拱肩驼背的姿势。为此他把两手深深地插到马裤的裤兜里,缀着挺括的新肩章的肩头向上耸起,完全是一副标准的骑兵架式,从两肩到双脚可以由上到下划出两条在地面相交的直线。
“离这里只有几站远的铁路上有一个哥萨克团。是个可靠的红军团。如果把他们调过来,对暴乱分子实行包围,事情就解决了。军团司令坚持要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长”向政委介绍情况说。
“哥萨克?无论如何不行!”政委勃然变色。“现在早就不是一九O五年了,说的都是老掉了牙的话!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您的那些将军们过于自作聪明了。”
“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前只不过有这种打算。”
“同军事指挥员达成协议,我们不干预作战部署和命令。我不能取消对哥萨克团的调动。就让他们这么办好了。不过,在我这方面要按照明智的启示采取措施。他们已经在那边宿营了?”
“这要看怎么说,不过设防还是相当牢靠的。”
“那好。我到他们那里去一次。请把这个危险的地点,这伙绿林好汉呆的地方指给我。尽管他们是暴乱分子,甚至是逃兵,然而仍旧是老百姓。诸位,别把这一点忘记了。对待老百姓就像对待婴儿一样,应该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心理,这就要用特殊的方法。要善于触动他们最美好的、最敏感的心弦,才能发出音响。
“我一定要到那个砍伐过的林场去,同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一谈。您等着看吧,他们会老老实实地返回放弃了的阵地的。想不想打个赌?您不相信?”
“不见得。木过,但愿上帝保佑!”
“我要对他们说:佛兄们,请看看我吧。我是个独生子,是全家的希望,可是我一切都在所不惜,牺牲了家庭门第,牺牲了父母的爱,为的是给你们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享受不到的自由。无数这样的青年和我一样,就是这么做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老一辈的光荣的先驱者们了。也无需再说那些备受苦难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意派了。这样奋斗莫非是为了自己?难道我们需要这样?现在你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士兵,而是世界上第~支革命队伍里的军人。你们不妨扪心自问,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崇高的称号?正当祖国的身上流淌鲜血,使出最后的力气摆脱缠在身边的毒蛇一般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居然甘心受那伙来路不明的过路人的蒙蔽,把自己变成了毫无觉悟的败类,成了一群放纵的、贪得无厌的恶棍。‘这简直就像把猪养在桌子底下,猪爪子当然要扒到桌面上来——哼,我可把这帮人看透了,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不,不行,这太冒险。”“县长”试着提出不同意见,一面偷偷地和助手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一再劝说政委放弃他那种极不合理的新奇想法。加利乌林很了解第二百一十二步兵团的那伙胆大包天的人,因为他曾经在该团隶属的师里服过役。但是政委根本不听他的话。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直想起身走开。政委那番天真幼稚的表演使他感到难为情。不过,“县长”和他的助手尽管善于冷嘲热讽,满腹诡计,可是卖弄的聪明把戏也并不比他高明多少。这种愚蠢和这种狡诈恰好相互抵消。所有这些都是靠着连篇累牍的废话表现出来的,既无任何存在的价值,又缺乏明确的含义,生活本身正是迫切需要摆脱这一切。
啊,有时候真是多么希望能远远地离开这些平庸的高调和言之无物的陈词滥调,在貌似无声的大自然的沉寂中返朴归真,或者是默默地长久投身于顽强劳作,或者索性沉捆在酣睡、音乐和充满心灵交融之乐的无言之中!
医生这时才又想起了将要向安季波娃作的绝非愉快的表白。为了必须和她见面,他感到高兴,尽管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还很难说。抓住头一个方便的机会,医生站起身来,不让人注意地走出了这间办公室。
原来她已经回来了。这个消息是家庭教师小姐告诉医生的,她还补充说,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到家的时候显得很疲乏,匆忙用过晚饭就到自己房里去了,嘱咐不要惊动她。“不过,您可以去敲敲门。”老小姐建议道,“她大概还没睡。”“她的房间在哪儿?”医生这一问,使老小姐大感意外。原来安季波娃就住在楼上走廊的尽头,左右几个锁着的房间存放着扎布林斯卡娜在此地的全部家具,医生从来不曾朝那里看过一眼。
天色很快暗了,街上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房屋和篱墙在傍晚的暮色中融为一体。庭院深处的树木在灯光下仿佛缩短了和窗口的距离。这一晚十分闷热,稍动一动就会出汗。落到院子里的煤油灯的光带,像是几条脏水顺着树干流下去。
走到楼梯的最后一级,医生停住了脚,心里在想,在旅途劳顿的人的房门上哪怕只是轻叩一下,也是不合时宜而又把人讨厌的。最好把谈话推迟到明天。怀着由于改变初衷而带来的怅们,他顺着走廊踱到另外的一头。那边的墙上有~扇面对邻家庭院的窗子。医生从窗口探出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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