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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