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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