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嫂子冒着风雪,回到家里;推开门扇,屋里黑漆寥光的。她还没有来得及点灯,扑通一响,炕上跳下一个什么来。她吓一大跳,回转身子,往外就跑,那人撵出来叫道:
“淑英,是我呀。”
听到这个熟识的声音,白大嫂子才停步,但也还没有说话,她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那人靠近她身子,紧紧搂着她。她笑着骂道:
“这瘟死的,把我吓得呀。我当是什么坏人呢。”
她握着他肥厚的大手。他摸抚她的暖和的,柔软的,心房还在起起落落、扑通扑通跳着的胸脯。院子里正飘着落地无声的雪花。屯子里有妇女的歌声。他俩偎抱着,不知过了多大一阵子,白大嫂子才挣脱身子来问道:
“多咱回来的?”
那人说道:
“等你坐得裤裆快要磨破了。你又是上哪儿串门子去了?这咱才回来。”
白大嫂子笑着说:
“你说得好,还有工夫串门子。”
她说着,回到屋里去点火去了。
这人就是白玉山。他要在年前回来的事,早在头回信上提到过,但还是给白大嫂子一种意外的惊喜。不管怎样泼辣撒野的女子,在自己的出门很久的男人的跟前,也要显出一股温存的。可是,白大嫂子的温存,并没有维持多久。她吹着麻秆,点起灯来,瞅着笑嘻嘻的身板壮实的白玉山,扬起她的漂亮的,像老鸹的毛羽似的漆黑的眉毛,撅着嘴巴埋怨道:
“一迈出门,就把人忘了,整整一年,才捎一回信。”
“人家不工作,光写信的?你还是那么落后?”
这句话刺伤她的心了。她想吵起来,又寻思他才刚回来,和他干仗,有点不像话。她闷不吱声,点着麻秆,上外屋去烧炕去了。领回的猪肉还搁在桌子上,没有煮,也没有剁馅。这几天来,她忙得邪乎,顾不上干家里的活了。说她落后,可真是有一点冤屈。自打白玉山做了公家人以后,白大嫂子见到公家人,就觉顺眼和亲切。对待农会的事,也像一个当家人对待自己家里的事一样。张富英和李桂荣当令,贪污果实,在农会里喝大酒,搞破鞋,闹得不成话。白大嫂子带领几个胆子大些的妇女,到农会去闹过一回。她站在农会的当院,骂张富英道:“你是做老包似的清官呀,还是做浑官?你们把破鞋烂袜引进农会,农会给整哗啦[1]了。你们成天喝大酒,看小牌,只当老百姓都眼瞎了?”骂到这儿,李桂荣招呼两个雇用的民兵把她撵走,在她身后,骂她是疯子。从那以后,她就再没上农会。刘桂兰被她公公欺侮和压迫,她打抱不平,把她接到家里住。往后工作队来了,她们两人参加挖财宝,查坏根,黑白不着家,她成了元茂屯的妇女组的头行人。如今白玉山回来,却说她落后,她赌着气,索性不把真情告诉他,看他又怎样?
白玉山把小豆油灯搁在炕桌上,拿出本子和钢笔,在写什么。他学会了写字,又花几个月津贴,买了一支旧钢笔,见天总要写一点什么。
白大嫂子端着火盆走进来,看见白玉山伏在炕桌上写字。他穿着青布棉制服,胳膊粗壮,写得挺慢,瞅着他那正经的精致的办事人的模样,她气也消了,坐在炕沿,笑着问道: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啥呀?”
白玉山一面还是在写着,一面晃晃脑袋说:
“不吃啥了。你参加妇女组没有?”还是低着头,没有看她。
白大嫂子想逗他,随口答应道:
“没有呀,参加那干啥?”
听到这话,白玉山把笔一放,脸一沉,横她一眼道:
“参加那干啥?这道理还不明白?”
白大嫂子调皮地笑道:
“不明白呀,你又整年不着家,谁跟我说这些道理?”
“你不知道去找找人家?”
“我去找人,回头又说我串门子了。”
白玉山叹一口气说道:
“你真不怕把人气炸了,双城县里的公家妇女,哪个不能干?都能说会唠,又会做工作,你这个脑瓜,要是跟我上双城去呀,要不把人的脸都丢到裤裆里去,才算怪呢。你这落后分子,叫我咋办?”
听他称赞双城的妇女,白大嫂子有些醋意,收了笑容说:
“我是落后分子,你爱咋的咋的,你去找那能说会唠,会做工作的人去。”
看见她无缘无故吃醋了,白玉山笑着说道:
“你不参加妇女组,怎么能整垮封建?咱们都要克服散漫性,抱紧团体,单枪匹马顶啥用?你也检讨检讨吧,不检讨,不会进步的。”
“克服散漫性”,这是初次听到的新话,白大嫂子寻思着,到公安局工作,到底还是好。看他出口就跟先前两样了。她还想试试他肚子里的才学,看他能不能比上萧队长,越发搬出一些落后的话来逗他:
“抱团体,又能顶啥用?穷人多咱也是穷。富人多咱苦不了。穷富由天定,这话真不假。你看人家肩不担担,手不提篮,一年到头,吃香喝辣。穷人起早贪黑,手不离活,成年溜辈,短吃少穿,你说这不是命是啥?”
白玉山笑道:
“你倒成了算命先生了。”他不正面回答她的话,显出挺有学问的样子,先问她一句:
“你懂剥削这两字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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