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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1946年7月20日作。

(原载1946年8月30日《国文月刊》第46期)

回来杂记

回到北平来,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您回来啦!〃是的,回来啦。去年刚一胜利,不用说是想回来的。可是这一年来的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想象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然而我终于回来了。飞机过北平城上时,那棋盘似的房屋,那点缀看的绿树,那紫禁城,那一片黄琉璃瓦,在晚秋的夕阳里,真美。在飞机上看北平市,我还是第一次。这一看使我联带的想起北平的多少老好处,我忘怀一切,重新爱起北平来了。

在西南接到北平朋友的信,说生活虽艰难,还不至如传说之甚,说北平的街上还跟从前差不多的样子。是的,北平就是粮食贵得凶,别的还差不离儿。因为只有粮食贵得凶,所以从上海来的人,简直松了一大口气,只说〃便宜呀!便宜呀!〃我们从重庆来的,却没有这样胃口。再说虽然只有粮食贵得凶,然而粮食是人人要吃日日要吃的。这是一个浓重的阴影,罩着北平的将来。但是现在谁都有点儿且顾眼前,将来,管得它呢!粮食以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致看来不算少;不是必需而带点儿古色古香的那就更多。旧家具,小玩意儿,在小市里,地摊上,有得挑选的,价钱合式,有时候并且很贱。这是北平老味道,就是不大有耐心去逛小市和地摊的我,也深深在领略着。从这方面看,北平算得是〃有〃的都市,西南几个大城比起来真寒尘相了。再去故宫一看,吓,可了不得!虽然曾游过多少次,可是从西南回来这是第一次。东西真多,小市和地摊儿自然不在话下。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买来买去,买多买少,算得什么玩意儿!北平真〃有〃,真〃有〃它的!

北平不但在这方面和从前一样〃有〃,并且在整个生活上也差不多和从前一样闲。本来有电车,又加上了公共汽车,然而大家还是悠悠儿的。电车有时来得很慢,要等得很久。从前似乎不至如此,也许是线路加多,车辆并没有比例的加多吧?公共汽车也是来得慢,也要等得久。好在大家有的是闲工夫,慢点儿无妨,多等点时候也无妨。可是刚从重庆来的却有些不耐烦。别瞧现在重庆的公共汽车不漂亮,可是快,上车,卖票,下车都快。也许是无事忙,可是快是真的。就是在排班等着罢,眼看着一辆辆来车片刻间上满了客开了走,也觉痛快,比望眼欲穿的看不到来车的影子总好受些。重庆的公共汽车有时也挤,可是从来没有像我那回坐宣武门到前门的公共汽车那样,一面挤得不堪,一面卖票人还在中途站从容的给争着上车的客人排难解纷。这真闲得可以。

现在北平几家大型报都有几种副刊,中型报也有在拉人办副刊的。副刊的水准很高,学术气非常重。各报又都特别注重学校消息,往往专辟一栏登载。前一种现象别处似乎没有,后一种现象别处虽然有,却不像这儿的认真——几乎有闻必录。北平早就被称为〃大学城〃和〃文化城〃,这原是旧调重弹,不过似乎弹得更响了。学校消息多,也许还可以认为有点生意经;也许北平学生多,这么着报可以多销些?副刊多却决不是生意经,因为有些副刊的有些论文似乎只有一些大学教授和研究院学生能懂。这种论文原应该出现在专门杂志上,但目前出不起专门杂志,只好暂时委屈在日报的余幅上:这在编副刊的人是有理由的。在报馆方面,反正可以登载的材料不多,北平的广告又未必太多,多来它几个副刊,一面配合着这古城里看重读书人的传统,一面也可以镇静镇静这多少有点儿晃荡的北平市,自然也不错。学校消息多,似乎也有点儿配合着看重读书人的传统的意思。研究学术本来要悠闲,这古城里向来看重的读书人正是那悠闲的读书人。我也爱北平的学术空气。自己也只是一个悠困的读书人,并且最近也主编了一个带学术性的副刊,不过还是觉得这么多的这么学术的副刊确是北平特有的闲味儿。

然而北平究竟有些和从前不一样了。说它〃有〃罢,它〃有〃贵重的古董玩器,据说现在主顾太少了。从前买古董玩器送礼,可以巴结个一官半职的。现在据说懂得爱古董玩器的就太少了。礼还是得送,可是上了句古话,什么人爱钞,什么人都爱钞了。这一来倒是简单明了,不过不是老味道了。古董玩器的冷落还不足奇,更使我注意的是中山公园和北海等名胜的地方,也萧条起来了。我刚回来的时候,天气还不冷,有一天带着孩子们去逛北海。大礼拜的,漪澜堂的茶座上却只寥寥的几个人。听隔家茶座的伙计在向一位客人说没有点心卖,他说因为客人少,不敢预备。这些原是中等经济的人物常到的地方;他们少来,大概是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了吧。

中等经济的人家确乎是紧起来了。一位老住北平的朋友的太太,原来是大家小姐,不会做家里粗事,只会做做诗,画画画。这回见了面,瞧着她可真忙。她告诉我,佣人减少了,许多事只得自己干;她笑着说现在操练出来了。她帮忙我捆书,既麻利,也还结实;想不到她真操练出来了。这固然也是好事,可是北平到底不和从前一样了。穷得没办法的人似乎也更多了。我太太有一晚九点来钟带着两个孩子走进宣武门里一个小胡同,刚进口不远,就听见一声:〃站住!〃向前一看,十步外站着一个人,正在从黑色的上装里掏什么,说时迟,那时快,顺着灯光一瞥,掏出来的乃是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我太太大声怪叫,赶紧转身向胡同口跑,孩子们也跟着怪叫,跟着跑。绊了石头,母子三个都摔倒;起来回头一看,那人也转了身向胡同里跑。这个人穿得似乎还不寒尘,白白的脸,年轻轻的。想来是刚走这个道儿,要不然,他该在胡同中间等着,等来人近身再喊〃站住!〃这也许真是到了无可奈何才来走险的。近来报上常见路劫的记载,想来这种新手该不少罢。从前自然也有路劫,可没有听说这么多。北平是不一样了。

电车和公共汽车虽然不算快,三轮车却的确比洋车快得多。这两种车子的竞争是机械和人力的竞争,洋车显然落后。洋车夫只好更贱卖自己的劳力。有一回雇三轮儿,出价四百元,三轮儿定要五百元。一个洋车夫赶上来说,〃我去,我去。〃上了车他向我说要不是三轮儿,这么远这个价他是不干的。还有在雇三轮儿的时候常有洋车夫赶上来,若是不理他,他会说,〃不是一样吗?〃可是,就不一样!三轮车以外,自行车也大大的增加了。骑自行车可以省下一大笔交通费。出钱的人少,出力的人就多了。省下的交通费可以帮补帮补肚子,虽然是小补,到底是小补啊。可是现在北平街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骑车不但得出力,有时候还得拚命。按说北平的街道够宽的,可是近来常出事儿。我刚回来的一礼拜,就死伤了五六个人。其中王振华律师就是在自行车上被撞死的。这种交通的混乱情形,美国军车自然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是据报载,交通警察也很怕咱们自己的军车。警察却不怕自行车,更不怕洋车和三轮儿。他们对洋车和三轮儿倒是一视同仁,一个不顺眼就拳脚一齐来。曾在宣武门里一个胡同口看见一辆三轮儿横在口儿上和人讲价,一个警察走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三轮车夫一顿拳打脚踢。拳打脚踢倒从来如此,他却骂得怪,他骂道,〃×你有民主思想的妈妈!〃那车夫挨着拳脚不说话,也是从来如此。可是他也怪,到底是三轮车夫罢,在警察去后,却向着背影责问道,〃你有权利打人吗?〃这儿看出了时代的影子,北平是有点儿晃荡了。

别提这些了,我是贪吃得了胃病的人,还是来点儿吃的。在西南大家常谈到北平的吃食,这呀那的,一大堆。我心里却还惦记一样不登大雅的东西,就是马蹄儿烧饼夹果子。那是一清早在胡同里提着筐子叫卖的。这回回来却还没有吃到。打听住家人,也说少听见了。这马蹄儿烧饼用硬面做,用吊炉烤,薄薄的,却有点儿韧,夹果子(就是脆而细的油条)最是相得益彰,也脆,也有咬嚼,比起有心子的芝麻酱烧饼有意思得多。可是现在劈柴贵了,吊炉少了,做马蹄儿并不能多卖钱,谁乐意再做下去!于是大家一律用芝麻酱烧饼来夹果子了。芝麻酱烧饼厚,倒更管饱些。然而,然而不一样了。

1946年10月28日作。

(原载1946年11月10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5期)

论严肃

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他们说古文是死了。旧戏陈腐,简单,幼稚,嘈杂,不真切,武场更只是杂耍,不是戏。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不严肃,文明戏更是不顾一切的专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白话总算打倒了古文,虽然还有些肃清的工作;话剧打倒了文明戏,可是旧戏还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剧还在难产之中。鸳鸯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谓〃新鸳鸯蝴蝶派〃。这严肃与消遣的问题够复杂的,这里想特别提出来讨论。

照传统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艺,本是小道,宋儒甚至于说〃作文害道〃。新文学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这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攻击。这〃载道〃说虽然比〃害道〃说温和些,可是文还是道的附庸。照这一说,那些不载道的文就是〃玩物丧志〃。玩物丧志是消遣,载道是严肃。消遣的文是技艺,没有地位;载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单就文而论,它还只是技艺,只是小道。新文学运动所争的是,文学就是文学,不干道的事,它是艺术,不是技艺,它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词为〃诗馀〃,曲又是〃词馀〃;称为〃馀〃当然也不是正经的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有所谓〃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惊奇》,重在〃奇〃得显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所以后来有人从〃三言二拍〃里选出若干篇另编一集,就题为《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明清的小说渊源于宋朝的〃说话〃,〃说话〃出于民间。词曲(包括戏曲)原也出于民间。民间文学是被压迫的人民苦中作乐,忙里偷闲的表现,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夸张自己,因此多带着滑稽和诞妄的气氛,这就不正经了。在中国文学传统自己的范围里,只有诗文(包括赋)算是正经的,严肃的,虽然放在道统里还只算是小道。词经过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别是清朝常州派的努力,总算带上一些正经面孔了,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固然,小说早就有劝善惩恶的话头,明朝人所谓〃喻世〃等等,更特别加以强调。这也是在想〃载道〃,然而〃奇〃胜于〃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将《水浒》比《史记》,这是从文章的〃奇变〃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统里本不算什么,〃奇变〃怎么能扯得上〃正经〃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变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了〃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并提倡实践他的理论的创作。这更是跟新文学运动一脉相承了。

新文学运动以斗争的姿态出现,它必然是严肃的。他们要给白话文争取正宗的地位,要给文学争取独立的地位。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和〃救救孩子〃,开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随感录》又强烈的讽刺着老中国的种种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义也在文学里普遍的表现着。文学担负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运动,它更跳上了领导的地位,虽然不是唯一的领导的地位。于是文学有了独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这情形下,词曲升格为诗,小说和戏曲也升格为文学。这自然接受了〃外国的影响〃,然而这也未尝不是〃载道〃;不过载的是新的道,并且与这个新的道合为一体,不分主从。所以从传统方面看来,也还算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

创造社的浪漫的感伤的作风,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趋势。他们强调〃动的精神〃,强调〃灵肉冲突〃,是依然在严肃的正视着人生的。然而礼教渐渐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中国的暂时的繁荣里越来越大了,于是乎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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