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慢慢地停了下来,我回忆着那段时光,感到心头沉重。确诊之后的那段日子就和她去世至今的这段艰苦岁月一样难熬。如同那时候一样,现在,我的大脑拒绝接受,死亡跟奥芮莉亚毫不搭界,不可能与她联系在一起。我渴望在这里找到她,希望她在这里等着我。
伦敦就像是一盒生动的、稍纵即逝的不停洗牌的卡片组合。布里克雷尔·阿姆斯路匆匆的人流更加让我觉得拉德威尔村就是一潭死水。我看到叫卖的小贩、衣衫褴褛的妇人和赤脚的孩子。尽管我是个局外人,我却看到了我自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犹如百岁老人,穿着一袭黑衣,瑟缩在人群中。
贝格利夫妇在人群中看到了他们的儿子,脸上的笑容像橘子一样绽开了。他热切地招呼他们,还解释说年轻的贝格利太太在本顿维尔的家里,忙着准备午宴。我想如果他们愿意带我一起走,我就把我的一百英镑都给他们。
不过我妨碍了他们的重聚。我以为自己被遗忘了,却又忽然被记了起来,然后给匆匆塞进了一辆出租马车里。他们还跟我喊了什么祝福的话。我就这样被草率地打发了。
出租马车飞快地冲进了车流中。时而向前俯冲,时而向后仰,时而从一边冲到另一边。我的旅行袋就像一只绿头苍蝇一样在车里飞来飞去。一辆公交车向我们冲过来,只差一英寸就撞到了。马儿们紧张地嘶叫着。司机也咒骂着。这是一个跟哈特威利庄园如此不同的世界。那里总是优雅而秩序井然。
最后,我听到马车夫大喊一声:“杰索普!”出租马车驶入一条安静的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白色房屋,它们已被岁月染上了灰色。我慌乱地从马车中出来,不敢相信我的骨头还像原来一样组合在一起。
我找到了六号——贝格利太太认定是六号,但人家告诉我是十八号,在杰索普区,那儿有一道护城河模样的沟渠把房子跟街道分开了。每一座房子前都有一个小通道,上面架着桥,将街道和那防止坏蛋进入的高高的大门连接起来。除了这些防护措施,房子看起来都很窄,居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到花园墙外邻居家的生活。但在哈特威利庄园,如果你想看看邻居,得走好几英里。
我见到了伍德罗太太,安心了。她看起来一派学者风度,戴着眼镜和灰色的羊毛手套。不胖,不懒散,不喜欢喝酒,也不打听事情(我还没意识到狄更斯先生在多少小说里塑造了我所期望的女主人形象)。我预付了她两晚的住宿费,她表示如果我需要多待几天也没问题。
“当然,如果没有一大堆富人和重要客人要来的话。”她干巴巴地补充说。看到我很紧张,她就又接着说,“现在是一月份,没人会在一月份参观伦敦。”
站在我的小窗口前眺望,我就明白人们不在这时来伦敦的原因了。外面下起了小雨,为白昼挑起了光泽。但天穹下是一个大杂烩:狭窄的花园、晾衣绳、菜地、户外厕所、房顶、窗户和墙壁,这一切就充斥在我视线以内两英尺的地方。啊,家……如果那是家……那也相差太远了。
我的房间里只有光秃秃的地板,和一张铺着素白床单的窄床。墙壁是棕色的,上面挂了一幅难看的画,一位多愁善感的牧羊女正冲一个脸蛋红扑扑的求爱者傻笑。房间里还有一个脸盆架,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上的玻璃罐里开着雪花莲。
看到它们,我忍不住再度陷入回忆之中,我想起哈特威利庄园与恩德比之间的那条马路,庄园里许许多多可藏猫猫的角落,浓郁的树叶间缀着白色的小花朵,清新的空气,以及与奥芮莉亚在春天里许下的诺言……
我不知道,这是否和她所为我设想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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