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剧场在老商业街路口,对面就是平海广场。后者的着名之处在于一尊矗立其间、高达二十来米的巨型青铜雕塑。据说这个奇形怪状的玩意儿就是平河河神。可惜有点不男不女,创作者在生动地展现出其绵长胡子的同时,也没落下丰硕的奶子。于是我杵在巨大的阴影下,仰起脸欣赏了好一阵。不光我,不少行人也在此驻足,甚至要与它合影留念。不可避免地,我将和奶子一起被摄入光的媒介,作为他人的美好回忆保存下来。唯一的遗憾大概是我身着屌丝背心在破车上挥舞矿泉水瓶的英姿于青天白日间有种莫名的怪诞。
至少母亲这样认为。她给我扔把毛巾过来,眉头微蹙:“衬衫不给你找出来了?瞧你这一身行头!”我只好笑笑,说不知道。其实当然是因为背心裤头更舒服。“你呀,”母亲欲言又止,“算了,不消说你了,越长越不如以先,小时候多干净利落。”这次我没笑,而是扫了眼对面的落地镜——或许在柜子里压得太久,背心上的褶子确实多了点,这使得身旁一袭黑色长裙的母亲越发光滑素洁。但其他人都笑了,男女老少,一个没落。其中要数张凤棠笑得最欢,她把水袖舞得风情万种,端着说:“好极好极,你妈妈不要你,不若给姨娘当儿子来。”不要笑,原话如此。“听见没,”母亲瞅我一眼,凑上来,拽住背心使劲撑了撑,“管你姨叫妈咋样?”她口气轻轻的,携着一丝令人发痒的笑意,毫无征兆地喷在我脖子上。周遭突然安静下来,灯光也亮得过分。所有人都没了动作,像在等待我的答案。我觉得应该笑一笑,但毛巾香喷喷地躺在手上,搞得我愈加僵硬。好在这时手机响了,狗血,但救急。我快步走出排练室时,里面哄堂大笑。
等我再进来,大伙都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化妆的化妆,吊嗓的吊嗓,练台词的神经病一样自言自语,舞枪弄棒的像刚打花果山里蹦出来。郑向东领俩人张罗着搬道具,一路风风火火。许是副团长的使命作祟,时不时地,他要拍两巴掌,来一句:“同志们,麻溜点儿都!”要不就:“小叉啊小叉,我看数您最悠闲,不行再歇一天?”此人身材中等,肤白瘦削,在人群中穿梭而过时宛若一只漂白的猴子。看到我,他说:“来了?”我只好说:“来了。”他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来了就好。”好什么好?这话什么意思我一点也搞不懂。别无选择,我只能傻笑。然而小郑视若无睹,他一溜烟就窜了出去,空余钥匙链在走廊里叮当作响。整个地下室大概六七百平,打了仨隔间,一仓库,一更衣室,俩洗手间,剩下的都用作了排练房。这当口母亲在东南角给人化妆,柔丝轻垂肩头,晃动中不时舞起一抹耀眼的光。剧团拢共四十多号人,日常演出阵容大致三十出头,刨去琴师,主要演员也就二十人左右。今天基本聚了个齐——待会儿,就是《花为媒新编》的首演。剧本嘛,如你所料,出自母亲之手。用她的话来说即“没事儿瞎捣鼓出来的”。这年头也就几个屈指可数的省级评剧院偶有新作问世,频率是两三年一部——“咱也只能在边边角角上动动手喽”。
关于此事,去年寒假里母亲很认真地跟我讨论过。话题因何而起想不起来,只记得她的嗓音如同碗里的袅袅热气,倦懒得没有一丝重量。据她说,当下评剧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二:第一,剧本与时代脱节,更不要说反映平民百姓的生活了,吸引不了年轻观众也是理所当然;第二,青年人才奇缺,演员平均年龄四十岁靠上,极端情况下老头还要扮小生。没错,当时她就把郑向东拎了出来。我觉得有点滑稽,差点没憋住笑。母亲就瞪了我一眼。于是我作愁眉苦脸状,问那咋办。“咋办咋办,碗里汤圆别剩下就成。”母亲笑笑,眼神却刀片般掷地有声。发愣间,腰上给人搡了一把,一个清丽的嗓音从背后响起:“哟,林林来了呀,还以为又是打哪儿来的小戏迷呢。”虽然没往剧团跑过几次,但几个熟脸我还识得——说句不好听的,当今平海戏曲界硕果仅存的时代精英有一多半都窝在这儿了。来人姓李,名字里带个“霞”,大概长我五六岁。她倒算不上精英,却是货真价实的年轻演员,听说去年刚给平海卢氏当儿媳。至于是母亲牵线搭桥,还是业务往来的意外收获(剧团的舞美道具不少都在卢氏手工坊订做),就不得而知了。
我赶紧让道——手里还攥着母亲的毛巾——与此同时笑了笑。
“放假了?”霞姐小巧玲珑,杏眼桃腮,此刻着一件粉红短褂,今天的张五可多半非她莫属。我确实放假了,便点了点头。“那敢情好,”她把小脸转向人群深处,唱道,“同志们,开饭啦!”就这一刹那,俩提着庞然大物的小哥尾音似地鱼贯而入,简直吓我一大蹦。人声嘈杂中,母亲向门口走来。我瞥了眼墙上的钟,十一点不到。“哎,”李x霞在我肋骨上捣了一下——她老也太不客气了,“林林也尝尝咱们的工作餐?看你妈平常都吃啥好的。”我冲她摇了摇头,继而冲母亲摇了摇头。我说:“没这口福啊,一会儿还有事儿。”我确实是这么说的。于是霞姐切了一声,说一准有大餐等着。母亲自然没听见,所以两秒后她几乎把李x霞的邀请重复了一遍。我只好再次摇了摇头,说要去小礼庄。母亲撇撇嘴,接过我手里的毛巾,面向李x霞:“咋样?咱这儿子也不傻,啊?”为表赞同,霞姐又在我肋骨上捣了一下:“何止不傻,还油嘴滑舌呢,刚还说自个儿没口福。”毫无办法,在母亲目光扫来的一瞬间,我几乎要汗如雨下。
打地下室出来时,正好碰见郑向东。母亲让他快吃饭,他摆摆手,嘴里嘟囔些啥我也没听懂。张岭话更接近于晋语,和平海本地话差距不小,语速一快我就懵逼。于是我问:“咋?”
“咋啥咋?”
“小郑说他咋?”
“呸,胆子不小!”母亲在我背上来了一巴掌,“小郑是你叫的?没一点礼貌!”
简直跟狗血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话音未落,小郑就嗖地打身后窜了出来。他抱了捆大绳,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亲切。”这次他用的是平海话。
理所当然,我背上又挨了两巴掌,毛孔里憋着的汗水也总算汹涌而出。这会儿舞台上已铺好地毯,摆好桌椅板凳,连瓜果点心都一样没落,看布置该是李家大堂没跑。小郑和一位琴师变戏法似地从幕布后推出一堵大红背景墙,简陋得有点夸张,以至于其材质是布是纸我也无意深究了。而据母亲说,在当下戏曲表演中,这已是中上等道具。“没有办法啊。”她轻叹口气。是的,没有办法。像现在的红星剧场,虽被凤舞剧团承包下来,但也不得不搞一搞其他剧团、其他戏种,包括相声甚至话剧、歌友会在内的“补充性演出”。“生存第一嘛,总得慢慢来。”奶奶这样说。尽管在她老人家看来,除评剧和部分相声以外的所有艺术娱乐形式都应当予以取缔。
临出门,郑向东竟叫住了我。他说:“咋,这就走?不看戏了?”
搞不好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的语气异常愤慨。于是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时,我对母亲说:“刚我小舅妈来电话,有重大事项协商。”
“哎呦,啥重大事项?”
“说是咨询点法律问题,谁知道。”
“那你可得做好基本功,别给人瞎扯。”母亲挽上我胳膊,笑意已弥漫至炽热的空气中。
“不会是要跟我小舅离婚吧?”我笑了笑。为何来这么一句得问老天爷。
“说啥呢你,”母亲停下脚步,皱了皱眉,“胡说八道,瞎说个啥劲?”她是真生气了,两眼直冒火,鱼尾纹都跳了出来。
理所当然,我立马变得灰头土脸,连夹脚拖的蹭地声也隐了去。即便新生儿般的文化综合大楼近在眼前,即便几乎能嗅到官僚资本的铁腥味,即便我伸了伸手,还是没能从喉咙里抠出一个字来。
“这两天就往里边儿搬。”好半会儿,还是母亲先开口。
“嗯。”
“嗯啥嗯,德行!”她挤了挤我。出于可笑的自尊,我并不打算立即做出回应。不想母亲竟把脸凑了过来,那么近,发丝呵得我心里直发痒。我只好把脸扭过另一侧。她就笑了起来,轻巧得如同春燕的尾巴。直到站在老商业街路口,母亲才捣捣我,犹带笑意:“哎,咋过来的?”我指了指不远处锁在法国梧桐上的破单车。“电瓶车不专门给你充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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