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占鳌腰杆挺直,声音很冷厉,“我虽不为公务,却奉了俞咨皋俞大人的密令,因于可远是山东通倭案的重要人证,需严密保护。依大明律,于可远被人状告,理应入堂理对,但他罪名未定,大人却提前逮捕,与法不合。更不必提入堂还要身披枷锁,这是已被定罪的待遇。大人若执意如此,我将去信俞将军和俞大人,奏大人一本。”
正所谓“为人莫犯法,犯法不是人”。又所谓“民不与官斗”。哪个朝代的堂审,能惯着一个平头百姓?讲点良心的清官还会少些秘刑,按照正常的章程走,稍有不顺心,逼供作伪证的数不胜数。让一个草民披着刑具进大堂怎么了?偏偏遇上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居然用大明律压自己。孔愈心里骂着,却不敢这样做了。“去掉刑具,让罪民进来。”
俞占鳌冷漠地道:“还未定罪,大人称呼罪民不妥吧?”
孔愈深吸了一口气,沉声喝道:“去掉刑具!传唤于可远入堂!”
于可远的刑具被摘除了,他昂首挺胸,大阔步地迈进大堂。这时,孔愈已经坐回堂上,按照规矩,于可远向孔愈行了跪拜礼。“于可远。”
孔愈叫他了。“草民在。”
于可远淡淡地笑着,回应了一声。孔愈:“这几位状告人你都看到了。这些年,你在东阿县简直无恶不作,三年前,你偷了李大宝家的两篮子紫薯,李大宝就在堂上。两年前,你将王财的小儿子推进河里,致人风寒,落下后遗症,至今仍旧体弱多病,王财就在堂上。……。四个月前,你伙同楚彪等人,殴打赵小海,赵小海至今仍旧精神恍惚,赵小海和他奶奶就在堂上。这桩桩件件,最好是自己都招认了。”
于可远依旧笑着:“容草民一一回禀。三年前,草民确实拿过李大宝家的两篮子紫薯,但并非大人所言的‘偷’。李大宝曾就这两篮子红薯去我家三回,当时在村子也是闹得沸沸扬扬,家母不得已,便以三倍市价而买。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怎能说成是偷?”
李大宝在旁嚷嚷道:“明明是你先偷的,被我发现,你母亲才给的三倍市价!”
“哦?”
于可远偏头望他,“为何当时你不报官呢?”
“我……”“莫非是贪图那三倍市价的红薯?”
“你别胡说!根本没有的事!”
俞占鳌在堂外开口了,“民不举官不究,且买卖事实,李大宝也是承认的。若是这也能被定为偷盗,真不知我大明朝还有几个两袖清风的君子了。”
孔愈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瞪向一旁的县丞。县丞两手一摊,显然,他也没有很用心地审问过李大宝,根本不知道三倍市价这回事。孔愈知道,俞占鳌是不会去二堂静坐的,站在堂外,难免会落下一个怠慢的口实,便对衙役喊道:“搬个椅子,请俞千户进堂陪审。”
其实他还有另一层目的。若俞占鳌陪审,结案时,他也要署名的,这样就摆脱了自己为私的嫌疑。当然,有俞占鳌陪审,定于可远的罪行,难度也明显提高了。好在状告人足够多,孔愈坚信,总有一个是于可远不能驳辩的。很快,赵小海和他奶奶进到堂中央了。老赵太太立刻跪倒在孔愈面前,“大人!青天大老爷!您要为我家小孩做主啊!”
孔愈皱着眉,猛将惊堂木拍在案上,“肃静!”
老赵太太一愣,瘫坐在地上,一时不敢应话了。孔愈问道:“本官问你,你指认于可远殴打赵小海,致使他神情恍惚,至今尚未痊愈,确有其事?”
老赵太太咽了口唾沫,还不等点头,就听俞占鳌在一旁开口,“伪证,肆意攀扯,这都是要受刑的。”
老赵太太连忙将目光打向县丞。县丞暗骂一声晦气,然后狠厉道:“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看我做什么!”
老赵太太连忙将头伏在地上,语无伦次道:“是……是是有这回事!于,于可远殴打……殴打小孩,他,他经常说些胡话!”
孔愈冷笑了一下,“于可远,你有什么要辩驳的?”
于可远:“没做过,我为何要辩驳?”
堂上一片沉默。孔愈突然对堂下大声喊道:“死鸭子嘴硬!你还要狡辩吗?”
于可远越发淡定,“大人,赵小海是当事人,老赵太太是她的骨肉至亲,很显然,老赵太太并不能作为证人,应该同属当事人。既然如此,两个当事人指认我殴打了赵小海,却没有证人为其作证,更没有物证,您却认定他们说法属实,这未免有失公允。更何况,关于这件事,草民另有呈报。”
孔愈这时的脸抽搐了一下,没想到于可远这张嘴如此厉害。“讲!”
“现在还不能讲,草民的朋友李衮就在门外,恳请大人应允,让李衮到私塾取一封字据。”
听到字据二字,原本正在装傻的赵小海浑身就是一颤。于可远慢悠悠地走到赵小海身旁,却被几个衙役冲过来制止住。于可远也不懊恼,一双眼直直地盯着赵小海,笑道:“小海,你应该还记得这封字据吧?真巧,就怕将来有人胡乱攀扯,我连参加科举考试,都要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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