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便之所。然后就那样憋着……终于憋不住了,也就尿出来了!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一场梦。慌乱中看见地下有一摊水,再看,自己裤子和鞋也莫名其妙地湿了。
噢!原来是梦中情节。
噢!原来是小便失禁。
如此生活,带给自己些许安慰:那年秋,我收到忻县商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时,也给自己留下顽固不化的后遗症:神经衰弱。用医生的话说,就是神经错乱。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期间还夹杂着另外一些病变,如年青人正常的生理现象:遗精。羞于开口的同时,也吃过不少补药。有医生对我这样说,我才不至于害怕:“结婚后,就没有事情了。” 。。
老师:留在记忆里的记忆
祖父一生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授业解惑,释疑修身,可谓万人敬仰。后来,历史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政府和祖父开了一个玩笑,只可恨这个玩笑也实在开的太过分了。祖父身心所遭受的磨难,非一般人难以想象,就是他老人家的孝子贤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故的牵连。由此在我内心引发出来的种种情绪,又不能书写成文,只好记在心里。
由祖父联想到老师,除过“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个感受之外,其中又有敬重祖父的成份在内。只要一提起老师,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祖父,想起他老人家慈善的面孔,想起他老人家温和的言语,就连他老人家走路的姿势,都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可以这样说,祖父的举止言行,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老人家的学识品德,他老人家的做人原则,他老人家的为人处事,已成为我一生行为的准则。
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这天在我一生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祖父在这天辞世了!可想而知我的心情有多么悲痛,可事实就是那么不近人情,我只有将这份无限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里,直到没有阳光没有温度没有声音的那天……
从小学到忻州商校,自己在学校读书的生涯,少说也有十三年。本村小学五年(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白石初中二年(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下佐公社五七农技校二年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六月),豆罗高中二年半(一九七八年一月至一九八零年七月),忻县商业学校二年(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三日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真所谓十年寒窗苦读书。现在想起学校生活,真是悲喜交接,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啊!
但是,在这十三年读书求学期间,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却时时潜入我的梦乡,叫我常常难以入睡。我不能忘记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我更不会写出四五本书来。因此,在这一篇里,我尽可能多写一写他们,算是报答他们的一种方式吧!
提起我的老师,应当首推吴果花老师。她老人家是山西省汾阳县人,老牌大学毕业生,人长得有福,个子也高,脸上经常带着笑容。尤其是她说话的声音,实在是好听。在我们名字后面,她老人家习惯带一个“子”字,听起来倍感亲切。
在教学上又有一套因材施教的办法,每年公社统考,寺庄小学的成绩都排在全公社前一二名。她那方法,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她一个人教一至五年级,一共有二三十个学生,先给一年级的学生讲一遍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给二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三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再自习。接着再给四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接着再给五年级的学生讲一篇课文,然后让他们自习。然后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也就到了。然后就下课了。
听吴老师讲课,好像是听她老人家弹钢琴,那么自如,那么轻松,那么愉快,像行云流水,像春天里的细雨,像夏天里的微风,像秋天里的庄稼,像冬天里的雪花。
小学时候,因为我们班只有七八个人,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也因为我的一贯表现,我是班里没有任命书的班长,五年级那年,我被学校推荐到公社,又被公社推荐到忻县,最后在《忻县小报》上登了我的事迹。那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我被推选为全公社五个学生代表之一,光荣地坐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观看文艺表演节目。
也就是那年冬天,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学校刚刚开学,依照旧例要全面打扫卫生,我打扫墙面时,无意把墙上的毛主席画像扫开一个小口子,这下可闯下大祸了!当时学校里驻着贫下中农管委会,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起极其阴险、极其反动的反革命事件。
此时,他们又联想到祖父的身份。随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还有贫下中农参加,让我在大会上公开做检查,承认罪行。我的老天,当时我只有十岁,我懂什么一贯道?我懂什么反革命?毛主席在我心里是最亲的人,我对他老人家有什么意见?反对他老人家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我不明白。
我搞不懂。
他们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他们不管你懂不懂,反正是天天让你做检查,学校也天天召开批斗大会,我站在学校的台子上,低着头,眼里流着泪,心里流着血……
对此,吴老师也无能为力。但她老人家非常同情我的遭遇,有事没事就把我叫在她家,所谓的家,也就是学校里的一间空房子。然后给我讲一些我能听懂的话儿。我知道她老人家是在开导我,指点我。然后取出她家里的所有书来,让我看。印象中有一本红皮书,好像是《星火燎原》,里面的内容没有记忆。尽管那时看不懂书里的“故事”,却给我留下了爱看书的良好习惯。
一次考试,题目是地理方面的一道考题,原题记不清了,大意是让举例说明中国地理西高东低的原因,我在答卷后面,以村北牧马河水从西向东流为例,以此说明中国地理西高东低。后来,吴老师还把我的答卷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让其它同学学习。
吴老师是什么时间来我村教书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老人家有三个孩子,二女一男,随她居住在学校,老大小名叫林林,是个女孩,人长得特别漂亮,我还为她写过一首诗,题目叫《企鹅》,收在我的诗集《月*人》里面。不能说我不喜欢她,但是她那么高贵,我不敢有“懒蛤蟆”的任何想法。
后来,她老人家随夫调回太原钢铁公司某中学教书,我刚从吕梁调回忻州时,还特意去她家看望,她老人家身体很好,性格还是那么开朗,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中午时分,她留我吃饭,我找了一个借口,走了。倒不是说我不愿意在她家吃饭,而是觉得我应该请她吃饭才合情理。那时自己口袋还很经济,实在是掏不出富余的钱来。
只有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上初中时,有位老师名叫邓松涛,湖南省人。他老人家喜爱文学,每天下午上自习课的时候,他老人家就给我们朗读著名作家浩然写得短篇小说,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但邓老师那特有的湖南腔中间,又夹杂着一些山西口音,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声音,就是另外一番滋味。尽管现在想不起当时他念的什么内容,但对于我来说,那却是世界上最美的文章了。“作家”二字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在我心里埋下一颗种子:长大当一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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