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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下野，热河收复不收复，对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见时，宋子文在场。这次会见仍然是在火车上进行的，仍然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次在表面上蒋介石却还显得颇为热情，一点也没有要责备张学良的样子，开头，还假惺惺地对这位为他背了黑锅的将军婉言相劝，极力安慰呢。但随后话锋一转，立即对张学良的辞职电表示赞赏，但又怕张学良思想不通，假装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汉卿，你的诚意和处境我是同情的，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是不想让你辞职的，可现在举国反日，对你、对我都有不少舆论。当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这又不便公开讲。怎么办呢？为平怒潮，我们得有一个人辞职。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这先下水的是你呢？还是……”说罢，目光直逼张学良。这谈话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如同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最后通谍。

“是我！”张学良知其用意，愤然说道：“我先下水，让我引咎辞职吧！”

蒋介石见张学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说：“汉卿是个痛快人，能顾全大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到国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好意”，心领神会，赞叹不已，在旁帮腔说：“好，好，难得汉卿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势，蒋介石施展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之计，轻而易举地把张学良赶下了台。这严重地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蒋介石的奸诈、阴险，而且往往是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对张学良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在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借口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利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④的痛苦经历。

本来，张学良与苏联相处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竟忽然心生一计，要打苏联。原来，据说美国希望中国办两件事，即对内消灭红军，对外打击苏联。蒋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苏事端，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朋友的一个献礼。另外，苏联必会反击，能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东北虽然名义上是“服从中央”了，可是还不是那么驯服，这主要不正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如果苏联人打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就张学良来说，若是与苏联交恶，与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这样就会形成两面受敌，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靠拢南京，如此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可那时，张学良只知道他的敌人是日寇，叫他打苏联，他是不肯干的。但南京政府却一再怂恿，推波助澜，硬要他强行收回中东路，驱逐苏方势力。

张学良与军队素有不解之缘，军人气质浓，对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似乎有一种特有的虔诚，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谓“东铁为共党之渊薮”、要防止“赤化”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又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继之是中苏间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公愤，上海工人还进行了示威游行，谴责南京政府的反苏活动。

蒋介石泄气了。在外交上也陷于困境。张学良更接连收到出师不利和“旅长两名阵亡，士兵溃散”的紧急电报。当他要求政府补充损失时，蒋介石却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红军为名，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张学良虽曾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此举不策略，政治影响不好，出师不利，这是张学良料想不到的。当年曾在张氏身边工作的刘鸣九先生回忆说：“军事受挫，张学良自知上当，乃当机立断，停战言和，径直同苏联谈判，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冲突前中东路状态，释放苏方被俘人员，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虽然处理得及时果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还说：“中苏冲突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字二为）来沈，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设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省政府委员六、七人（我也在内），同时邀请了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字伯秋，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作陪。秦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熟人，接触中给他的印象是，南京和东北合作并无诚意，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得知后将其调回。在这次宴会上，酒至半酣，秦突然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周颇感尴尬，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上峰并未责成过问此事。”秦乘虚直逼，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三集团军，以金钱收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注：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你说这不是实有其事吗？”周龙光听后，面红耳赤，手足无措，支支唔唔地说：“伯秋，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秦穷追不舍，还想再施责问。我们在座的人连忙进行劝解，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和，宴会不欢而散。”⑤

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我都不得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督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败涂地吗？这一回，我让你小子先给我下台，并且让你走得远远的，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可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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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引自《文摘报》摘编的陆印全关于宋子文事迹的文章。

③　李政、徐陆英：《少帅春秋》，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５日《电影晚报》。

④　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对外执行联美亲帝、反苏反共政策，发生在１９２９年的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他们挑起的。这一年５月和７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唆使，强行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并对苏作战，结果东北军受挫，被迫议和，同意恢复冲突前状态。

⑤⑥　刘鸣九：《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Ｏ月出版。

张学良传……莫须有公案

莫须有公案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１９３３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又陪他去中和剧院看了在北平的最后一次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与这座古都告别的前夕，还要再到这个剧院来看戏呢？想来定是他们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那晚他们也曾在此看戏，戏未看完即退场，那时张学良是根据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令将东北军撤至关内的，现在正是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他失信于民，而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也许正是由于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以求从苦闷中得到一点解脱吧，所以他又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再出现转折的场所，忧国忧民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惋惜、惆怅和悔恨之中。

但在那时，人们对张学良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里，所以人们把一腔怨愤之情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义愤，批评他软弱，是“不抵抗将军”者有之；故意制造谣言，借题发挥，向他大泼污水者有之；由于不知真情，对他多有责难，甚至捕风捉影，搞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的，亦有之。前面曾经提到的马君武的诗《哀沈阳》，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例。

马君武的诗，初见于何报？国人的反映究竟如何？笔者未曾详考，不过，张学良和于凤至、赵四小姐最初看到时，确是吃惊不小。当时他们是在一张《重庆日报》上看到的，气是气，但那反映却也颇为不俗：

于凤至和赵一荻在房中说着话，忽听张学良从六国饭店回来了。于凤至向赵一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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