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被扣匈奴,因为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西汉时,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得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当时,两国在外交上虽然也有使节互通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经常会出现谈判失败的现象,而本国的使节也会因此被对方扣押,当成人质。历史上著名的苏武,就是因此被扣押匈奴19年。
苏武,字子卿,生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因为苏武的父亲曾出任汉朝官员,所以他自己也凭借父亲的关系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本已完成外交任务的苏武一行人,偏赶上匈奴上层内部发生暴乱,苏武等汉朝使节因身份敏感受到牵连,匈奴单于威逼苏武投降,但是苏武坚贞不屈,最后被匈奴发配北海,只给他一小群公羊崽,还说什么时候他的公羊下崽了,什么时候才放他回汉朝。
苏武在北海生活艰辛,饿了,掘鼠洞找草籽野果充饥;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冷了,就和羊群依偎取暖。原本出使匈奴时还是一个壮年人的苏武,在被匈奴扣押的这19年中已经成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了。
苏武被扣押的时候,汉朝也曾出面交涉,要求匈奴归还人质。但是不久之后,汉武帝却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李广之孙李陵因无援兵支援,以五千步卒抵挡匈奴大军,无奈敌众我寡,最后投降匈奴。汉武帝将李陵家室尽数诛灭,李陵因此彻底归胡,苏武也因此失去被汉军救出匈奴的机会。
在苏武被困于北海的时候,李陵曾奉匈奴单于的命令去劝降苏武,两个人在北海的苦寒之地,饮酒击节而歌,各自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国仇家恨。
后来,汉武帝驾崩的时候,李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武,苏武面向着南方痛哭呕血。
汉昭帝登基后,对外采取和谈政策,几年后,匈奴与汉朝议和。汉昭帝命人去匈奴要回汉使苏武,但是当时的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经死亡,不肯将苏武放回汉朝。后来汉使与同随苏武出使匈奴的常惠取得联系,才得知苏武还没有死。于是汉使谎称昭帝在上林苑射雁,发现雁脚附书,说苏武在北海牧羊。匈奴这才不甘不愿地将苏武及其随从一行九人放回汉朝。
其实,从匈奴与汉朝修好之后,苏武就应该被放归,况且在这19年内匈奴单于也更换好几位了,汉朝也不会追究当时在位单于的责任。那为什么无论是曾下令将苏武困于北海的单于,还是汉昭帝时与汉朝修好的单于都不愿意将汉使送还汉朝呢?
仔细想来,道理很简单。
苏武所在的北海,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当时是匈奴与丁令的边界。苏武被长期流放在此地,对匈奴当地的情况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丁令的一些情况也基本清楚。对于这样一个全面了解匈奴内部及外围情况的汉人,匈奴单于是非常不愿意将他放回汉朝的,因为一旦苏武回朝,就意味着汉朝会掌握大量匈奴的基本资料,虽然两国现在暂时交好,但未来不一定会一直和平下去,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匈奴将会因泄漏了大量的国内信息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另外,苏武在匈奴19年,期间他也与匈奴妇女成婚生子,对于匈奴来讲,只要是男丁,都是宝贵的战斗资源。因此,苏武也算是对匈奴的战备发展做出贡献的。
事实果然如匈奴单于所料,苏武归汉以后,与一同回来的常惠共同成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指挥参谋。尤其是常惠制定的针对匈奴的作战计划,汉朝趁匈奴内部争斗导致力量衰弱便联合乌孙攻击匈奴,最终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从而再也无力与汉朝对抗了。
刘备的人生梦想是称帝
如果只从《三国演义》的角度看,刘备似是一个仁德之人,他并非是为了得到天下而起兵,而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为了汉室江山不落入奸臣之手,更是为了自身血统上的责任而战。但事实上,刘备其实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不甘人下,不甘落魄,是一心想要天下的人。这一点从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看出来。
“隆中对”中有刘备的政治阴谋。诸葛亮在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中提出了“天下三分”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是由诸葛亮提出的,却是刘备一直希望做的。
关于三分天下的论点,本是由刘备引出的,他向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告诉他,现在天下的形势——曹操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可能与之直接抗衡了,而孙权已经在江东盘根错节,也是不能轻易铲除之。诸葛亮告诉刘备现在他们应该立足于巴蜀,安抚百姓,和孙权结盟,这样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光复汉室。
然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却深得刘备的认同,让后者十分满意。究其原因,三分天下本就是刘备的想法。
原本刘备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人生的前半段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山穷水尽的生活,十分不顺畅。当诸葛亮和他谈论天下时,刘备已是年近50的人了。他的人生经历早就告诉了他现在天下的形势,他是无法和曹操、孙权相抗衡的。所以在刘备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是相争而是共存,所以诸葛亮的分析可以说深得他心。
经历过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刘备,在政治上已经日渐成熟了,城府也已越来越深。他想要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他心里的策略。
刘备有野心,想要称雄,他的“兴复汉室”本就是一个幌子,当时汉室未亡,天子还在,而刘备的复兴汉室只是等于自己掌权罢了。然而虽有野心但是当时的天下并没有刘备的立足之地。虽然荆州和益州是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但是一向标榜仁义的刘备不能主动做出这不仁不义之事。
而诸葛亮正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些地方的主人并不是明君,而那里的百姓渴望的是像刘备这样的君王。这下刘备有了足够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刘备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政治策略的发言人,由他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既让自己得到了舆论支持,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罪名。
所以刘备不顾关羽和张飞的不悦而和诸葛亮日益亲密了起来,因为,有些话只能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而不能从刘备口中说出,有些事虽然是刘备想做的,但是表面上却全都是诸葛亮的意思。其实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从刘备临死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刘备来说做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在他得知曹丕称帝之后,也迫不及待地称帝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比起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编草鞋。
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的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进谏。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人的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他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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