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储的意思是,更换储君(太子)。
汉元帝刘奭,生于元平元年,汉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是恭哀皇后许平君。
刘奭出生后数月,其父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地节三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
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
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但这只是昙花一现。
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
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
元帝初即位,由于性情柔弱缺乏主见,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
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
但他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
从萧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
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
元帝放纵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汉元帝刘奭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两岁时宣帝即位,九岁时被立为太子。
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对他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将会败坏汉室,从而发现太子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
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
宣帝黄龙元年,宣帝逝世,27岁的元帝刘奭即位。
不出宣帝所料,刘奭果然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
肖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太子刘奭《论语》和《礼仪》,与同时教授《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
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勳,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
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
当时,肖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他即位不久,听说琅玡(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关东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
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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