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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1页）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宁下面这封信1：

“朋友们，我终于逃出了西伯利亚，经过在阿穆尔、鞑靼海峡沿岸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从那儿到达了旧金山。

“朋友们，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我一旦到达，要马上开始工作，我希望在你们那里致力于研究波兰斯拉夫问题，这是我从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它的彻底灭亡，这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说这是我的事业，以免显得过于自命不凡。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当鼓手，甚至当小卒，只要我能使它获得一分一厘的进展，我就感到满足了。它一旦成功，便会出现光辉的、自由的斯拉夫联盟——俄国、乌克兰、波兰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于旧金山。”

关于他逃离西伯利亚的决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刚到新年，巴枯宁那臃肿的身子已倒进了我们的怀抱。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狭小的双人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人，不过不如说是旧人，是从40年代，尤其是从1848年复活的幽灵。巴枯宁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轻而热烈，跟当年在莫斯科与霍米亚科夫2展开“通宵”辩论时并无不同。他仍那么忠于一个思想，那么热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以致更加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须加紧工作，不错过每一个时机。他厌烦长时间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还像过去一样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寻找一切行动的机会，只要那是革命风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3他至今仍像在朱尔·艾吕扎尔的文章中一样反复说着：“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41849年，他怀着他的憧憬和理想关进了柯尼施泰因堡垒5，但它们一直保留在他的心头，直到1861年随着他经过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谈话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报》和《真共和报》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宪议会和布朗基俱乐部的尖锐发言。当年那种党派精神，它们的排他性，它们对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对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监狱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坚强的人屈服，除非他们给折磨死了，否则一旦出狱，他们便仿佛从昏迷中醒来，又会继续干昏迷前所干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回来时，比迎接他们的在原地受到摧残和蹂躏的年轻人更富有朝气。两代法国人发生了多次变化，有的变红，有的变白，有的随着涨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没，但是在这过程中，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始终是不变的灯塔，他们从监狱的铁窗中，从遥远的异乡外，依然向人们提示着纤尘未染的从前的理想。

“波兰斯拉夫问题……奥地利帝国的覆灭……自由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这一切在他刚首途前来伦敦……在他还只有一只脚跨上轮船时便写在旧金山的信纸上了！

对于巴枯宁，欧洲的反动时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艰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他对它们只有简单、模糊、粗浅的了解。他在西伯利亚读到这些消息，就像在凯依达诺夫研读布匿战争6和罗马帝国没落的历史一样。他像瘟疫之后回来的人，听到谁死了，不免为他们叹息，但是他没有在死者的床边守过夜，没有为他们的得救抱过希望，也没有跟在棺木后面送过葬。1848年的事件却完全相反，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关心过的，是详细而生动的……与科西迪耶尔的谈话，布拉格大会上斯拉夫人的演说7，和阿拉戈8或卢格的争论——这一切对巴枯宁说来仿佛是昨天的事，它们还历历在目，它们的声音也还在耳边回旋。

然而哪怕没有坐牢，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后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宁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发言9，基佐把他撵到了比利时，现在他回来了，一回来便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始终没有离开山岳派的营垒，与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宣传……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工资平等，消灭一切差别，宣传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个奥地利统治，不断革命，扫除最后一个敌人。从街垒上崛起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决心要使“无秩序变为有秩序”，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位杰出的鼓动家，与弗洛孔10商量之后，在兄弟般的拥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里11，相信他在那里会送掉性命，不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科西迪耶尔谈到巴枯宁时说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无价之宝，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须把他枪毙！”12

1848年5月初，我从罗马到达巴黎时，巴枯宁已在波希米亚，对着守旧派修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了；这种演说一直继续到温迪施格雷茨公爵13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无法再发挥的时候为止（可惜这位公爵选择的时机不佳，以致殃及池鱼，连他的夫人也饮弹身亡了）14。逃出布拉格以后，巴枯宁在德累斯顿成了军事首长；这位从前的炮兵军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乐家和药剂师们讲授军事科学……还建议他们把拉斐尔的《圣母像》和牟利罗15的各种画挂在城墙上，靠它们来阻挡普鲁士军官的进攻，因为这些军官都受过严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尔的名画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学总是对他大有帮助。从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国境内碰到了骚乱的农民，他们正在一个城堡前面吵吵闹闹，大叫大喊，不知怎么办才好。巴枯宁立刻跳下马车，没有时间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便命令农民排成队列，熟练地教会了他们打炮，以致等他重新上车，继续赶路时，城堡四周已经烟雾弥漫了。

巴枯宁总有一天会克服懒散习气，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他在德累斯顿被占领后开始的漫长殉难史公之于众。我在这里只谈主要的几点。巴枯宁被判了上断头台。萨克森国王把砍头改成终身监禁，后来又毫无理由地把他移交给奥地利。奥地利警方企图从他嘴里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动情况。巴枯宁被关在格拉德钦，警方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于是又把他送往奥尔米茨。他给上了镣铐，还派了大队龙骑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马车里的军官甚至把手枪上了膛。

“这是为什么？”巴枯宁问，“难道您以为，在这种条件下我还能逃跑？”

“不，可是您的朋友们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为了防备万一……”

“怎么样？”

“我奉命把枪口对准您的脑袋。”

队伍随即向前疾驰。

在奥尔米茨，巴枯宁被用锁链锁在墙上，在这种状况中生活了半年。最后，奥地利觉得白白养活一个外国囚犯不太值得，于是提议把他交给俄国。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宁，但又不便拒绝。到了俄国边境，巴枯宁的锁链取下了——关于这个仁慈的行为，我听到过许多次；确实，锁链是取下了，但是宣扬这件事的人忘了补充一句：接着又套上了另一条重得多的锁链。奥地利军官移交犯人以后，便得索回锁链，因为那是帝国的财产。

尼古拉赞扬了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英勇行为，把他关进了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然后他派奥尔洛夫16去传达口谕：希望他向他汇报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动态（皇上不知道，这方面的一切细节都登在报上了）。他说，他“不是作为皇上，而是作为他的忏悔神父提出这要求的”。巴枯宁问奥尔洛夫，他应该怎样理解皇上所说的“忏悔神父”的意义，是不是说，他在忏悔中所讲的一切都会绝对保密？17奥尔洛夫不知如何回答——这些人大多只习惯于发问，不习惯于回答。巴枯宁写了一篇“报刊社论”。18尼古拉对此也表示满意，说道：“他为人聪明，心地不坏，但是个危险分子，应该关在牢里。”这样，蒙最高当局的关心，巴枯宁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待遇大概不错，以致连这个大个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1854年，巴枯宁被转移到了施吕瑟尔堡。尼古拉担心查尔斯·内皮尔19会搭救他，其实查尔斯·内皮尔和他的舰队不是要使巴枯宁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国脱离尼古拉的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有时会大发慈悲，宽宏大量，却仍把巴枯宁留在堡垒里，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东西伯利亚居住。在伊尔库茨克，他经过九年的监禁之后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幸运的是边区长官是个怪人，一个民主主义的鞑靼人，自由主义的专制暴君，米哈伊尔·巴枯宁和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20的亲戚，他也姓穆拉维约夫21，但这时还没获得阿穆尔伯爵的称号。他让巴枯宁喘了一口气，可以过人的生活，阅读书报杂志，还与后者一起幻想未来的革命和战争。出于对穆拉维约夫的感激，巴枯宁甚至在头脑里任命他当了未来的地方自治军司令，预备在将来便派这支军队去消灭奥地利，建立斯拉夫联盟。

1860年，巴枯宁的母亲上书沙皇，要求准许她的儿子返回俄国。沙皇说，只要他还活着，他不会让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但是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关心，让她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他准许他在政府机关当了一名文书。

这时巴枯宁考虑了皇上红润的脸色和四十岁的年纪，决定逃走；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几年的情况清楚不过地证明，他在西伯利亚已没有什么好等待了。九年的监禁和几年的流放已经太多。人们说，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处境变坏了，这话不对，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时代变坏了，人变坏了。巴枯宁的逃跑对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么影响？至于那个科尔萨科夫23受到的处分……那是不值一谈的。可惜他没有得到加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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