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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第1页）

（一）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

波克罗夫之行，在那儿度过的安静的夏季，成了我们莫斯科生活中意气风发、生动活泼的那个优美阶段的开始，它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也可以说，到我们出国为止。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消失了，内心的风暴平静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这种对不久前的创伤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这种对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复议论，现在也已结束了。相信自己并无罪愆的思想，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使我们能更严肃、更正确地对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1，就是我那段痛苦经历的结束语。

警察的监视是唯一的外来压力；我不能说它很严重，但是意识到有一根警棍随时可以打到我的头上，这感觉总不是愉快的。

新的友人对我们的接待比两年前热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们前面的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在这五年中居于领导地位。奥加辽夫几乎常年都在国外2。格拉诺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们应该为当时那些美好的时刻感谢他。这个人身上具有一股伟大的爱的力量。我与许多人在观点上更为一致，然而与他更为亲密——这是出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觉。

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劳动，有的在大学讲课，有的写论文和编杂志，有的研究俄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开始。

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活动会把我们带向哪儿，但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地走着我们的路，我们的步子是安详的，沉着的，它是经验和家庭生活熏陶的结果。这并非表示我们老了，不，我们依然那么年轻，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发表文章或出版报纸的时候，每天都冒着被捕、撤职和流放的危险。

这类天赋不凡、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纯洁无疵的人，以后我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政界的顶端或文学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见过。我跑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结识过不少人，革命还把我带到了号称最为文明的国土，但是凭良心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这观点。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踌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他们正在退化。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段，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弘，决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却完全不同。

那儿，即使气质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我们接谈之下，也总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语言，无法统一。他们这种固执己见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态度，使我们不由得对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之间理论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义，促进了交换思想的需要，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步伐更迅速。我们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成长的，它实际上增强了我们小组的凝聚力3——这是蒲鲁东对机器劳动所作的出色说明。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要谈一下这个时期，这是同心协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济、英勇斗争的时期，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后几年！……

我们的小组人不多，常常在这个或那个人家中，特别是在我的家中集会。除了谈笑逗哏、吃喝取乐之外，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识的最活跃、最迅速的场合。各人把读到听到的公诸同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使一人之所得变成众人的财富。在任何知识领域，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没有一个重大现象会不引起我们中某一个人的注意，并被立即传达给大家。

我们的集会的这种性质，正是那班愚钝的学究和迂阔的文人所无从理解的。他们只看见酒肉，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宴饮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现，拘泥小节者往往是枯燥无味、自私自利之辈。我们不是僧侣，不能过隐士生活，酒酣耳热，豪情满怀，更促进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成就不会比那些在科学后院从事苦役的君子们逊色。

朋友们，无论是你们还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我所珍爱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是不胜依恋，几乎难割难舍。我们与苏巴朗4笔下那些疲惫虚弱的修士不同，不会为尘世的罪孽啼哭；我们只是同情它的苦难，准备含笑迎接一切，对未来的灾祸毫无畏惧。整天哭丧着脸的苦行僧，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们不是矫揉造作，他们的头脑或肠胃一定有了毛病。

你是正确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确的5……

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确的——比柏拉图正确得多，你不曾在花园中，在游廊上对我们说教，因为我们这儿户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们大讲“泛神论的”享受；你说，静观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倾听舒伯特的乐曲和草菇煮火鸡的香味，能同样得到这种享受；听了你这番高论，我才首次发现，我国语言具有这么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声音一样诉诸听觉。

你离开马罗谢卡街是有收获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饪艺术的伟大，你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不仅带回了对脚的崇拜，也带回了对至高无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也到过西班牙，但他的收获是什么？他游历这个历史上没有法制的国家，却是为的要对普希塔8和萨维尼9的著作进行法学分析，他关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而是巴塞罗那的暴动11（它的结局与任何卡楚查舞12一样，即毫无结局）；回国之后，他大讲这次暴动，弄得学监大人斯特罗戈诺夫直摇头，瞅着他那条瘸腿，只是嘟哝什么街垒，仿佛在怀疑这位“偏激的法学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累斯顿13，从马车里摔到地上跌伤的。

“真是太不尊重科学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开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说，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这很……很可……可能，”叶·科尔什结结巴巴地回答，“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科学等同起来，难道跟你开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学？”

“算了，今天没时间谈了。”列德金接着道，便像埋头研读罗特克14全集一样专心喝汤了，但一边却在听克留科夫15讲那些大有古典风味的委婉精致的俏皮话。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他们，集中在鲟鱼肉上。谢普金亲自讲解，看来他对现代鱼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对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边讲一边眯缝着眼睛，轻轻摇头——他摇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前后晃动的。唯独凯切尔坚持原则，对尘世的一切奇迹无动于衷，自顾自吸烟，谈其他事物。

不要为这几行废话生我的气，我不再往下讲了。它们不过是我想起我们莫斯科的酒会，无意之间写下的；我一时间忘了不应该浪费篇幅，因为这些话只对我，对极少几个残存者才有意义。每当我追忆往事，我便不寒而栗——曾几何时，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拉撒路17们又在我的眼前复活了，但不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是变得更年轻了，充满着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维奇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亡故的，这就是加拉霍夫18。

他的话常使我们哑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时所引起的那种笑。克留科夫和叶·科尔什的俏皮话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样层出不穷，但这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加拉霍夫的幽默却是阴沉的，这是一个与自我、与环境经常不能协调的人的幽默，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安宁及和谐，但看不到出路。

加拉霍夫是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很早进了伊斯梅洛夫团，也很早退伍，退伍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教育。他才气横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举手解决真理问题，而且是要实用的、马上可付诸实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数法国人那样，不理解真理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而且与后者不可分割；真理作为结果，不过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怀着谦逊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论他的发现对他本人如何，他寻找的正是可以给他带来快慰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总是从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为此烦恼，生气。这类人不习惯于否定和分析，解剖学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要寻找现成的、完整的、定型的东西，那么，加拉霍夫能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于尼古拉皇朝统治下的时代，找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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