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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八章（第1页）

弗拉基米尔生活的开始

……我从科兹莫杰米扬斯克坐车出发时，雪橇开始按俄国方式套马：三匹马并排，一匹驾辕，两匹拉边套，辕马套了轭，挂着铃铛，起劲地奔跑。

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套马是纵列式的：一匹接一匹，或者两匹一排，第三匹领先。

当我看到我们的套马方式时，我高兴得心都跳了。

“喂，好小子，把你的本领都使出来吧！”我对坐在驾车座上浑身是劲的年轻小伙子说，这人穿一件光板皮袄，戴的手套已经冻硬，我把十五戈比的辅币递给他时，他几乎无法把手指合拢。

“行，一切照您老的话办。喂，我的宝贝儿，快跑！”然后蓦地转身对我说：“老爷，请您坐稳，前面是山坡，我把马放开啦。”

这是通向伏尔加河的陡坡，到了冬季便成了交通要道。

真的，他放开了马。雪橇不是滑行，而是整个车身忽左忽右地向前跳跃。马飞也似的向山下奔驰，车夫非常满意，是的，说来惭愧，我也很满意——我也是俄罗斯人呢。

就这样，我坐着驿车进入了1838年——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年。现在我向你们谈谈，我是怎样迎接新年的。

在离尼日尼八十来俄里的地方，我们——我和我的听差马特维，走进驿站取暖。屋外非常冷，而且有风。驿站长瘦弱多病，可怜巴巴的，一边登记驿马使用证，一边低声念着每一个字母，然而还是抄错了。我脱下皮外套，穿着毛皮大靴子，在屋里踱来踱去。马特维对着通红的炉子烤火，驿站长低声念叨，木钟发出没精打采，有气无力的滴答声……

“您瞧，”马特维对我说，“马上十二点了，新年到啦。”然后询问似的看看我，又道：“我去拿些吃的来，在维亚特卡他们往我们车上装了不少食物呢。”不等我回答，他便取了几瓶酒和一包食物来。

马特维这人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不仅是我的仆人，也是我的朋友和兄弟。这个莫斯科小市民，本来跟我们的老相识佐年贝格学装帧艺术，后来发现佐年贝格在这方面也懂不得多少，便转到了我这里。

我知道如果我拒绝，马特维会很伤心，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在驿站上庆祝节日……驿站的新年还是别有风味的。

马特维拿来的是火腿和香槟酒。

香槟已冻得稠稠的，火腿要用斧子砍，面上结了一层亮晶晶的冰霜；但是要吃就不能怕。

“恭贺新禧！新年幸福！……”真的，新年幸福。难道我不是在回家的路上吗？每个小时我都在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站长似乎不太喜欢冰冻的香槟酒，我又斟了半杯罗姆酒给他。这对半掺兑的新饮料发生了显著效果。

我还邀请了赶车的，他更加先进：把胡椒掺在烧酒里，用汤匙搅了搅，一饮而尽，痛苦似的喘口气，发出几声呻吟，说道：“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驿站长亲自扶我坐上雪橇，热心得手忙脚乱，把点着的蜡烛掉到干草上，再也没找到。他非常起劲，反复说道：

“您是在这儿跟我一起迎接新年的——祝您新年幸福！”

愁肠百结的车夫拉动了缰绳……

次日晚上八时，我到达了弗拉基米尔，住在客店里，这家客店是《旅行马车》1作过非常精确的描绘的：它的“山猫”煮鸡2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它的糕点像一个个面团，它的波尔多酒实际上是醋。

茶房梳着整齐光滑的分头，留着长长的鬓角——这种鬓角从前是俄国茶房的特色，现在却成了茶房和路易·拿破仑3的特色。他看到驿马使用证上我的名字，便对我说：“今天早上有一个人来找过您，现在大概还在酒店等候。”

我怎么也猜不出这可能是谁。

“瞧，他来啦。”茶房又说，让在一边。但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不是人，而是一只大得可怕的托盘，托盘上放着各种食物：大圆面包，小面包圈，橙子，苹果，鸡蛋，巴旦杏，葡萄干……托盘后面露出一大把白胡须，一对蓝眼睛。原来这是我父亲在弗拉基米尔的领地上的村长。4

“加夫里洛·谢苗内奇！”我大喊一声，奔上前与他拥抱。他是我在监狱和流放之后见到的我家的第一个人，来自从前生活中的人。看到这个聪明的老头儿，我太高兴了，与他谈个没完。对于我，他是我已接近莫斯科，接近家，接近朋友们的证明；三天前他还见过我家所有的人，替他们捎来了对我的问候……那么，已经不远啦！

省长库卢塔是个聪明的希腊人，深知人情世故，对善恶早已无动于衷。他立刻明白了我的状况，丝毫也不打算难为我。关于办公厅他连提也没提，只是派我与一位中学教师5一起编《省政公报》——这便是我的全部职务。

这工作我是熟悉的，在维亚特卡我已筹办过《公报》的非官方部分6，还编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它害得我的继任者几乎因此遭殃。文章是描写“大河”上的节日景象的，我说，农民送来祭献尼古拉·赫雷诺夫的羊肉，从前是免费分发给穷人的，现在却出售了。主教大怒，省长好不容易才劝他平息了怒气。

发行《省政公报》是1837年开始的7。要在沉默无声的国家培养群众公开发表意见的习惯，这是个新奇的主意，它来自内务大臣布卢多夫8。布卢多夫是作为卡拉姆津的历史著作9的继承人而出名的，可惜他从未续写过一行字，他又是12月14日后“审讯委员会报告”的撰写人，而这份报告对他说来还是根本不写的好。他属于那种身居要津的空头理论家，这种人是在亚历山大皇朝末期出现的。他们聪明，有学问，正直，现在老了，成了已获得功名利禄的“阿尔扎玛斯鹅”10。他们能用俄文写作，爱国，热心研究俄国历史，以致没有闲暇认真对待当代生活。他们每人都念念不忘地尊重尼·米·卡拉姆津，敬爱茹科夫斯基，能背诵克雷洛夫的作品，到了莫斯科就得上花园街拜访伊·伊·德米特里耶夫——我在大学读书时，仗着与尼·波列沃伊的私交，也常上那儿谒见这位大人物，那时我的头脑中装满了浪漫主义的偏见，心中却隐藏着一种不满情绪，认为德米特里耶夫是诗人，不应当去当司法大臣。大家对这些人寄予不少希望，可是他们一事无成，正如一切国家的空头理论家一样。也许，在亚历山大治下，他们可能会留下较深的脚印，但是亚历山大死了，他们富国利民的满腹经纶也成了一纸空文。

在摩纳哥11，一位执政大公的墓碑上写道：“弗洛列斯坦×世12在此长眠，他曾希望造福自己的臣民！”我们的空头理论家也希望为人类造福，虽然不是为自己的臣民，而是为尼古拉一世的臣民造福，可惜他们的希望没有得到主子恩准。我不知道，是谁妨碍了弗洛列斯坦，但他们是受到了我们的弗洛列斯坦的阻挠。他们不得不面对俄国日益恶化的局面，听其自然，只限于实行一些无关紧要的新措施——改变形式和名称等等。我们的衮衮诸公认为他们的最高职责只是提些方案，作些修改，而这些修改往往越改越坏，有时干脆不关痛痒，毫无作用。例如，他们认为省长办公厅的秘书应改称主任，但省政府的秘书却照旧没有改成俄语13。我记得，司法大臣提出过一个方案，要改变文官制服，方案开头写得那么郑重其事：“当前政府各部门文官服饰缝制式样均无统一标准，有鉴于此……”等等。

内务大臣也患了方案病，用区警察所长取代了缙绅陪审员14。缙绅陪审员平时住在城关，有时下乡视察，警察所长却是有时集中城关，但经常驻守乡间。这样，全体农民就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的警官都是多么残忍和荒淫无耻的东西。布卢多夫把警察引进了农民生产活动和财产状况的密室，引进了家庭生活，引进了村社，使他们因此跨进了人民生活最后的避风港。幸而我们的农村非常多，而一县往往只有两个区警察所。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这位布卢多夫又想出了《省政公报》这新花招。我们的政府瞧不起一切知识，独独对文学却大为偏爱；例如，那时英国没有一份官方杂志，我们却每个部都发行自己的刊物，科学院和大学也一样。我们有矿业和盐业杂志，法文和德文杂志，海运和陆运杂志。这一切都是官费办的，文章由各部的人承包，正如承包木柴和蜡烛一样，只是没有转手倒卖罢了。总结，捏造的数字，虚构的结论，是不愁缺货的。政府对一切实行专卖，对废话也实行了专卖，它命令大家闭口，自己却喋喋不休。布卢多夫发展了这个体系，下令各省发行自己的《公报》，要求每份《公报》附有非官方部分，发表历史、文学等等方面的文章。

说做就做，五十个省政府雷厉风行，为非官方部分绞尽了脑汁。教会学校出身的神父，医学博士，中学教师，一切被公认为能够耍笔杆子的书生，都被征用了。他们苦思冥想，反复诵读《读书文库》和《祖国纪事》，又怕又想染指，最后总算写出了一些小文章。

发表欲是最强烈的人为的欲望之一，它是随着书籍的普及而出现的。但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没有特殊的机遇不易办到。凡是不敢企望在《莫斯科新闻》和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只得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于是机关报应运而生，拥有自己的喉舌的恶习，也因此而深入人心。况且掌握一件现成的工具绝非坏事。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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