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羽田机场取出行李,我问雪家住哪里。
“箱根。”
“真够远的。”我说。晚间8点都过了,无论乘出租车还是乘什么,从这里回箱根都不是闹着玩的。“在东京没有熟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这些人哪个都行。”
“这些人都没有。但公寓倒是有,在赤坂。不大,妈妈来东京时用的。可以去那里住,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没有家人?除妈妈以外?”
“没有,”雪说,“只我和妈妈两人。”
“唔。”看来这户人家情况颇为复杂,但终究不关我事,“反正先搭出租车去我那里,找地方一起吃顿晚饭,吃完用车送你回公寓。这样可好?”
“怎么都好。”她说。
我拦了辆出租车,赶到我在涩谷的寓所。叫雪在门口等着,自己进房间放下行李,解下全副武装,换上普通衣服:普通轻便运动鞋、普通夹克和普通毛衣。然后下去让雪钻进“雄狮”,开车跑了15分钟,到得一家意大利风味餐馆吃饭。我吃的是肉丸和青菜色拉,她吃贝肉末儿细面条和菠菜。又要了一盘鱼肉松,两人一分为二。这鱼肉松量相当不小,看样子她饿得够呛,转眼间一扫而光。我喝了一杯蒸馏咖啡。
“好香!”她说。
我告诉她,我最清楚哪里的饭店味道好,并且讲了到处物色美食店工作的情况。
雪默默听着我的话。
“所以我很了解。”我说,“法国有一种猪,专门哼哼唧唧地寻找隐蔽的蘑菇,和那一样。”
“不大喜欢工作?”
我点点头,说:“不行,怎么也喜欢不来。那工作毫无意义可言。找到味道好的饭店,登在刊物上介绍给大家,告诉人家去那里吃那种东西。可是何苦非做这种事不可呢?为什么偏要你一一指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呢?为什么偏要你就连怎样选菜谱都指手画脚一番呢?况且,被你介绍过的那家饭店,随着名气的提高,味道和服务态度反倒急剧滑坡。十有八九都是如此。因为供求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干的好事。每当发现什么,就把它无微不至地贬低一番。一发现洁白的东西,非把它糟蹋得面目全非不可。人们称之为信息,称把生活空间底朝天过一遍筛子是什么信息的集约化。这种勾当简直烦透人了——自己干的就是这个。”
雪从桌子对面一直看着我,活像看什么珍奇动物。
“可你还在干吧?”
“工作嘛。”我说。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坐在我对面的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搞的,瞧我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些什么!“走吧!”我说,“夜深了,送你回公寓。”
乘上“雄狮”,雪拿起身旁随便扔着的磁带,塞进音响。那是我自己转录的老歌乐队的带子,常常一个人边开车边听。塔普斯的《我要奔向前方》。路面车少人稀,很快来到赤坂,我便向雪问她公寓的位置。
“不想告诉你。”雪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不想回去。”
“喂,夜里10点都过了。”我说,“整整折腾了一天,比狗还困。”
雪从旁边座席上盯视着我的脸。尽管我一直注视前方路面,还是感觉得出落在我左侧脸颊上的视线。那视线很不可思议:其中并不含有任何感情,却又使我悸动不已。如此盯视良久,她才转向另一侧车窗的外面。
“我不困。再说现在回房间也是一个人,很想再兜兜风,听听音乐。”
我沉吟一下,说:“一个小时。完了就回去乖乖睡觉,好吗?”
“好的。”
我们一面听音乐,一面在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如此做法,带来的结果无非是加速空气污染,使臭氧层遭到破坏,噪音增多,人们神经紧张,地下资源枯竭。雪把头偎在靠背上,一声不响地茫然望着街头夜景。
“听说你母亲在加德满都?”我问道。
“嗯。”她懒慵慵地回答。
“那么,母亲回来之前就你一个人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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