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晖有一个让我羡慕的家庭,父亲是海员,母亲小学教师,已大学毕业的哥哥在省城工作。而我则不然,在铁锨厂当工人的父亲因为偷铁锨回家,结果被工厂开掉了;母亲的眼睛白内障,没钱开刀都快瞎了;两个姐姐念书念了无数年也没蹦跶出去,蹲在家里跟老母鸡似的。整个高中三年,我显得特别忧郁,陈朝晖总时不时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有什么伤心事,说出来!
我把我爹偷铁锨的事告诉了他。我说,你知道我爹是怎么偷的吗?陈朝晖说,把铁锨藏在衣服里。我说,不对,门卫看得很紧,况且铁锨那么大,很容易被发现。他又猜,从墙上扔出去的。我说,再猜。他想了想,说,那肯定是你爹在工厂里把铁锨吃进去,回家再拉出来。我说,也太夸张了,你的想象力过了头。他摇摇头,看来是猜不出来了。我就跟他说,我爹在我家和工厂之间挖了条地道,就这样,一把把铁锨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来到了我家。我爹偷偷地把铁锨卖给别人,结果有人告密,事情败露后我爹就给抓了起来。看着他惊愕的眼神,我说,这都是真的,那个地道现在还完好无损,等哪天我带你到我家参观参观。但他还是不信,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父亲是海员的缘故,陈朝晖经常带一些新奇的好吃的东西过来,比如牛肉干,比如乐口福。乐口福是一种颗粒状饮品,饭前或者饭后冲一杯喝,味道真是美极了,他一般都会与我共同分享。我喝不惯,觉得味道怪怪的。他说,可可味的,很有营养。当时我每星期伙食费只有两块钱,营养自然是跟不上,再加上频繁手淫,上课时经常感觉眼冒金星。因此,听到“营养”这两个字,我顿时两眼放光,不管味道多怪,都直着脖子喝下去。后来就喝上瘾了,有时趁他不在,挖上几勺,也不冲,干吃进肚。
作为回报,我也把自己从家里带的东西给他吃。也没什么,就是母亲烙的煎饼,玉米面的,可味同嚼蜡。母亲发现这一点后,就把红薯、大豆、麦皮什么的都掺进去,但味道还是没改善。我把煎饼放在床底的纸箱子里,吃过几顿就不想吃了。但陈朝晖却吃得津津有味,当他遇到草梗、树叶什么的,就一声不响地剔除掉,然后接着吃。我知道,那东西是我那眼力不济的老娘弄进去的。有一次,他边吃边问我,你们家养猪吗?我说,养啊。说着,我就把他随手扔掉的东西捡回来,一看,是一块猪粪,干干的,我的脸顿时就红了。陈朝晖却笑笑说,可惜不是牛肉干,没事,没事。
毕业前,陈朝晖送了我一条皮带,说是他爸爸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回来的,我非常感动,眼泪掉在了皮带上,就像一滴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香甜无比的海水。我把它舔干净了。他问我,如果你考不上,准备干什么。我说,当海员,跟你爸爸一样。他说,别干那个,非常苦,一年之中有半年都待在海上。我就说,那我去贩海鱼卖,只要跟大海沾边就行,我喜欢大海。我陷入了沉思,仿佛我真的没考中,在权衡是当海员好还是当鱼贩子好。
我把目光从沉思中拔出来,问他,你要是考不上,准备去干什么呢?他笑着说,你看我这样子能考不上吗?是啊,看他胸脯挺得那么高,内敛的傲气喷薄而出,没什么可说的,肯定能考上。他就是这样自信而富有人情味。
正如陈朝晖所说的那样,他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而我,也顺利地落榜了。我又接着连考了三年,但还是被定在原地。我把课本全烧了,祭奠我过去的耻辱,然后撸起胳膊准备去贩海鱼了。我发现我们姐弟三个都不是念书的料,脑子里只有我爹挖地道的那点小聪明,但就是那点小聪明也被他老人家给用尽了。
我见到了大海,我把咸鱼从海边带到小镇上卖,从二十块钱起家,没过一阵就已经攒到四五百了。我想把母亲的白内障治好,结果医生说没治了,已经全瞎了。这下可好,母亲的眼中变成了一个天然而混沌的世界,就像宇宙刚刚开始的样子。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我就把钱用在了处对象上,我经常带一些贝壳、海螺什么的给我对象,上面插着根管子,能吹出声音来。当我把泛着鱼腥味的身体朝她身上一压,熏得她很难受,她就拿粗壮的胳膊一把把我这条咸鱼掀了下来。然后咸鱼翻了个身,又重新压了上去。她说,你以后不要再贩咸鱼了。我说,你先让我弄完。
弄完后,我真的就不贩了,而是进一些贝壳、海螺、珊瑚什么的小工艺品来卖,结果很畅销,赚的钱也不比贩咸鱼少,而且没污染。后来,我发现搞水族馆利润来得更快,就把挣的钱全投了进去。但小镇的人们不识货,不知道美化生活;对那些只看不买的土里土气的乡野村夫,热带鱼也非常生气,没一阵就给活活憋死了。结果我投进去的子儿一个也没回来。于是我又重新卖起了贝壳与海螺,整天走街串巷,风尘仆仆,灰头土脸的。可是孩子们已经对这种低级玩意不感兴趣了,他们都玩起了游戏机,所以我每天卖不出去几个。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一个戴着墨镜留着长头发的男人在巷口拦住了我,抓住我的胳膊说,可找到你了,可把我给找死啦。这人是谁?我很纳闷,就对他说,你先把那破眼镜摘下来再说。他把眼镜摘了,原来是孙茂林,老同学,精神有问题,人称“孙老冒”,就这样一个精神病,当年还考上了西北的一所农大。他说道,听说你这几年发了?我没回答他,而是对他的装束感到很不舒服,就问他,你怎么搞成这样?他连忙解释说,我要组建一个乐团,太忙了,根本没时间理发。我问道,什么乐团?小虎队吗?他一脸严肃地说,我这个乐团不是一般的乐团,而是一个宗教乐团。细问之下,原来当年这个头脑混乱的家伙成了一名基督徒,一名酷爱音乐的基督徒。他说,我们找个饭馆吧,可以边吃边谈。他的提议得到了我的认可,我看到他颤抖的嘴唇都快冻青了。
看着菜单,我知道这顿饭不会是他请,就点了道青椒土豆丝,一块钱一盘。他说,这个好吃。菜一上桌,“噌噌”几口就叫他干光了。于是我不得不再点一盘土豆丝。孙茂林问我,你老婆还好吗?我说,不跟我了,跑了。他附和道,我老婆也跑了,跑了好,累赘,耽误事,还是一个人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我现在不是挺自由的嘛。我跟你讲,我那个乐团班子都搭好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钱了。他倒是直言不讳,听说我在做海上贸易,找我筹措资金来了。我说,以前是做过,赔了,不过现在我可以赞助你几件乐器。说着,我从脚边的纸箱子里拿出几只海螺,吹了吹,都是响的。我就对他说,你听,音质还是挺不错的。我本来是想跟他开个玩笑,谁知他却把海螺接了过去,往包里一装,认真说道,是挺不错的,回家带给我那儿子,小家伙肯定喜欢。
孙茂林对我们班每个同学的行踪和底细都非常清楚,并一一细数,顺便还把他所筹的钱数报了一下。
我问他,陈朝晖现在怎么样?
他叹了口气说,这小子惨了,刚工作的时候处了个对象,据说那小妞长得跟天仙似的,所以他的情敌很多,争来争去,结果叫其中的一个情敌一砖头拍下去,给拍傻了。
那他现在呢?
他哥帮着给找了个差事,孙老冒说,正在一个工地上看料呢。
这真是出人意料。我想去看看他。我对老板说,结账。四盘土豆丝四块,九个馒头三块,一共七块钱。妈的,今天的钱白赚了。我生气地对孙老冒说,要不要再来一盘青椒土豆丝?哪知老板却说道,已经没有了。
工地离小餐馆不远,四周是铁皮的围墙,几个探照灯从天空往下照着,像一张亮如白昼的网,工人、吊车、挖土机就在网下纷纷忙碌着,清冷的夜晚透着热闹。我记得,这工地好像是我时常经过的,怎么就没想到来看看我的老同学呢?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帆布帐棚里,我们找到了陈朝晖。他穿着军大衣,坐在椅子上,面前堆着一大堆钢筋,听到孙茂林的介绍,就对我说,快来坐。他的语气没变,感觉就像我们刚下晚自习,一起到操场边抽烟来了。但没地方可坐,我和孙茂林只好蹲着。一人一根烟,点燃了。陈朝晖一直在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眼神。一个人傻不傻,看眼睛就知道了。于是我拿手小心地拨弄了一下帆布,好让灯光照进来。陈朝晖说,不用看,没小偷。灯光下我和他对视了一眼,发现他那双眼睛的确不如以前活泛了,有些呆滞。顿时,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陈朝晖对我说,其实这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但不能缺人。这里的东西你可以随便拿,我经常这么干,当然要趁工头不注意的时候,换点零花钱,挺好的,真的。待会儿你走的时候拿几根钢筋去卖吧,一点事没有,你说这工地要是不少点东西,我还看它干什么呢?说得有道理,到底还是陈朝晖,看工地都看得这么自信,这么有逻辑。我对陈朝晖说,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叫监守自盗。孙老冒接话说,这也叫盗亦有道。哈哈,看来我们都是很有文化的人,于是三个白痴顿时笑成了一团。
笑过之后,我把孙茂林拉到一边,小声跟他说,没傻啊,这不挺正常的嘛!孙老冒说,你说一个本科生来看工地,不是傻是什么?你还想叫他傻到什么程度?说完,他站到一边撒尿去了。陈朝晖对着他喊,远点,臊味熏人。孙茂林不得不朝前走几步。再远点。又朝前走了几步。好,站直了,把左腿抬起来,对着墙,对,就这样,开始撒吧。陈朝晖边说边笑,孙茂林当然没听他的话,而是嘴里骂着陈朝晖“你个狗东西”。
看着孙茂林的背影,陈朝晖对我说,孙老冒脑子有毛病你知道的,我发现他还是个大骗子,借着组建什么鸟乐团的名义,整天在骗吃骗喝,看来他精神病是装的,精得很呢!他来找我很多次了,非要扛几根钢筋走,我没同意,你有钱千万不要给他啊,你没给他吧?我说,没有,我只给了他几只海螺。这时,孙老冒撒完了尿,嘴里叫着“好冷,好冷,小鸡鸡快冻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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