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兰生把分镜脚本的复印件寄了过去。他绘制的分镜脚本一格一格非常清晰,没有省略,没有火柴人。在脚本上,谢兰生还用英文把需要说明的都写好了。谢兰生在写的时候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像在对待珍宝,他甚至还花了两天专门练习写英文字。英文字贴不太好买,他连跑了几家书店。
跟lab的剪辑师打电话时,谢兰生手都在抖,冰凉冰凉的。
他用蹩脚的英文说:“是这样的……我是来自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我并不在16家国营制片厂里上班工作,是自筹资金、自己拍摄《生根》这部文艺片的。现在,我的钱只够洗一次,就一次,所以不能看样片了,甚至不能看底片。底片冲好就直接剪,没有重来的可能了。”谢兰生跟abclab客户部已经沟通过几次了,知道自己这25万块都能做些什么事情。后期每步都太贵了,几万几万的。去澳洲也非常昂贵,机票就要好几千了,还要吃饭以及住宿。
剪辑师叫nathan,已经剪了20年片子,经验非常丰富,连他也被谢兰生的要求给吓到了,说:“wow,谢导,我们一般不会建议客户选择这种方式。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底片一剪,再想修改就不容易了,我们建议别动底片、剪py的样片。”
谢兰生说:“我知道。”胶片经过显影、停显、定影、干燥等步变成原底片,呈现负像,而原底片只有一个,非常珍贵。
他不仅知道,他还去过洗印厂。洗片大厅里充斥着卤化银药剂的味道,与胶卷的味道一混,比荷尔蒙还要迷人。工作台上有剪胶片的小铡刀,还有用于做标记的白色记号笔。当时那家厂子是用自动卷片的剪辑台来剪辑的,下面挂画面拷贝,上面挂声音拷贝,一部普通国产电影至少要用十本胶片,加在一起3000米长,让谢兰生印象深刻。师傅们跟导演、摄像商量前期的测打光,让对方务必考虑周全,因为后期很难调整。
顿了顿,谢兰生说:“是这样的……我已经把分镜头表给贵公司寄过去了。”
“对,我收到了。”
“嗯,您能看到,分镜头表比较详细,每一场的下属镜号也被标在第二列了。同时,因为需要节省胶片,我们几乎每个分镜都只拍摄了那一次。唯三拍了两次以上的地方出现在脚本的第65页、第130页以及第195页,对这几处请都使用最后一次拍的片段,我已经在分镜脚本的空白处标出来了,我想这些会给lab的剪辑降低一些难度……还有,为给后期提供方便,在片场时我们是用英文说写拍摄场次和镜号的,可以对上。”
nathan似乎在考虑可行性,语速很慢:“ok……ok……我了解了……”
“对不起,我也没钱去悉尼了——”谢兰生的一把声音在柔和中带着坚持,“我只能用电话和您说明这部电影的立意、剧情、人物性格、还有伏笔。”
“嗯,您说。”
谢兰生把莘野改过的英文稿缓缓念出来,并且确保nathan听懂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他对莘野还演练过,莘野说他都能明白。
nathan也听得十分认真,还反问了几个问题,谢兰生都一一答了。nathan还是希望谢兰生能冲一个样片出来,并亲自到澳大利亚和实验室即时沟通,可谢兰生真的没钱。
最后,谢兰生说:“nathan,我们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自己拍电影的团队。我们真的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好的片子出来,给中国的独立电影开个好头,抛砖引玉,给类似的电影团队一点灵感、一点激励。”
nathan道:“我理解。”
“我……”谢兰生几乎是在乞求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但是,如果您能把它当做您自己的片子来做,我一定会从我心底里感激您,并且永远铭记您的这份善良。”他希望能得到支持。
听到“alwaysreberyourkdness”,nathan被震了下,半晌后才道,“说实话,只剪一次,只冲一次,即使对我而言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挑战。你们既然经费有限我也不就多说什么了。我没办法保证任何事,我只能说,虽然这单金额很小但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兰生说:“谢谢,谢谢。”
放下电话,他长舒了一大口气,感觉自己非常幸运。
搞定了。谢兰生会相信nathan,相信对方能给《生根》最合理的剪辑手法和最完美的呈现方式,也相信nathan并不会把相对简单的《生根》剪辑给搞砸。
…………
把摄影机还给北电,把灯光还给在开广告公司的本科室友张世杰王中敏(第1章),谢兰生把几本胶片按照顺序整理了下,便郑重地去邮局了。
他要把《生根》的胶片寄到遥远的澳洲去。
小红小绿都不在,莘野已经去上海了,谢兰生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办理邮寄。
在谢兰生家旁边的邮电局东四十条所,谢兰生跟柜台阿姨买了一个大纸壳箱,把封好的《生根》胶片小心翼翼地放进去,称了重量,贴了邮票,接着抱着小纸壳箱,右手掏出一张白纸,问对面的柜台阿姨:“那个,这张说明,可以贴在盒子上吗?贴在哪里比较合适?”
柜台阿姨十分不耐烦,问:“什么东西?”北京大妈嗓门超大,谢兰生的娘李井柔近年也有这个趋势,谢兰生总觉得不妙。
谢兰生答:“给海关的一个说明。”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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