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纬宇当革委会主任,已经有整整十年历史了。
尽管最初,并不叫这个名称,那是后来经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才开始叫的。然而,从实质上讲,自从一九六七年于而龙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以后,王纬宇是这座庞大工厂的第一把手。但是,他比那位党委书记兼厂长要出息得多,竟然攀登到于而龙都攀登不到的“副部级”高峰。从去年年初,甚至更早一点,他就兼管整个部里的运动,那是炙手可热的差使,眼看就要坐上“红旗”轿车了。可是和这上升趋势正相反,于而龙开始走第二段下坡路,而且失败得更惨些,背着氧气袋上台检查,一场心肌梗死差点没见了马克思。
这一对朋友就这样碧落黄泉地彻底分野了。
真是“人还在,心不死”啊!偏偏这个一蹶不振的于而龙,是个不肯丢手、不肯罢休的顽固派。而且一直不认错,不服输,甚至连那个快坐“红旗”轿车的角色都不放在眼里。
“他?”
于而龙的这个问号显然是大有文章的。
可是去年,一九七六年那个暗淡的初春以后,若是有人再给这位垮台的党委书记提他的老战友王纬宇时,那问号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惊叹号了,印成书面文字的话,没准会一连串来三个。
“他呀!!!”
真遗憾,生性精细,滴水不漏的王纬宇,竟不曾注意到于而龙这一点细微的变化。哦!原谅这位忙人吧,去年他那辆“上海”轿车,在部直属机关,耗油量是数一数二的。
从问号到惊叹号的改变,应该说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去年春天,于而龙从濒临死亡的边缘又活了过来。
也许因为他是打鱼出身,要不然,就是精神上的示威,不顾老伴闺女的劝阻,又坐到护城河畔的草地上钓鱼来了。背脊还是那样挺直,像冻不死的野草,又活着钻出地面。
突然有人在他身后不好意思地问:“匀我两条蚯蚓好吗?”
“请便吧!”他信口回答,并未注意是谁,因为钓鱼人的眼睛,不大愿意离开水面上的浮漂。
那人蹲下身来,在装有鱼饵的竹筒里,慢吞吞地翻捡。捡着捡着住了手,抬起脸来望着他:“怎么?老厂长,不认识你的老部下了吗?”
于而龙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没出息的钓鱼人身上。笑话,鱼饵都不准备就来钓鱼,还很罕见呢!可是一看见那刺猬似的络腮胡子,啊哈,他乐了,敢情还是个熟人。
他大概以为于而龙把他忘了,要求一个工厂的总负责人,记住全厂近万职工的姓名,那是不可能的。便提醒地说道:“老厂长,你不记得啦,我是实验场的。”
但他,这个骑兵团的老战士,于而龙却是熟悉的:“谁个不知你是咱们团的挂掌名手!”
他咧开嘴谨慎地笑了笑,凑过来:“真不容易,我在河边候你一个多礼拜了。”他叹了口气:“瞎,部大院的门卫真厉害,说啥也不让我去见你,找了你的电话号码,总机也不给接。”
“有事吗?”
这时正好甩上来一条小鲫瓜子,在河岸草丛里蹦跶,他自告奋勇帮助去捉。别看他是个钉掌的权威,是出色的风泵司机,好不容易才制服了那不丁点大的鱼。扎煞着满手的泥巴,站在那里。那副尴尬样儿,猛地使于而龙想起在暂时困难的六十年代初叶,他种烟叶的事情。
巨大的实验场地,国内最重要的动力科学研究基地,一直是绑住于而龙手脚的耻辱柱,使他有着永远赎不完的罪愆;他本意倒是为了造福,但却为此屡次三番地检讨认错。竟然好像还怕罪状不够似的,一小片生机盎然,长势良好的烟叶,在实验场的空地里迎风摆拂。
“谁种的?”于而龙那时是党委书记兼厂长,还是市委委员,威风凛凛地喝问着。
只见络腮胡子在“自留地”里站起,掸拭掉满手的泥土,和现在捉鱼一样地狼狈。
“要发展小农经济么?”
他不知所措地笑着,不过,笑得有点忐忑、有点勉强。骑兵团的战士都了解于而龙不打雷就下雨的坏脾气,他估计到准是凶多吉少,笑脸凝固了。
“马上给我全部拔掉,一棵都不准剩。”
“厂长——”他有些犹豫,烟叶才刚刚长成啊!
“当过骑兵的人嘛!”
“是!”他脸色严肃起来,笔直地立正站着。老战士的荣誉感,在心田里面压倒了那种小私有者的习气,一声不吭,弯下腰去,一棵一棵薅掉那青枝绿叶的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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