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М-я,建筑师,五十九岁
母亲:
……我不能够再……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尖叫声。谁在尖叫?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还是邻居在尖叫?她在楼梯上闻到了瓦斯气味,打电话叫警察。(她起身走向窗边)秋天,不久前还是一片黄澄澄,现在由于下雨,全部黑了下来。即使在白天,光亮也在很遥远的地方。从早上起,天色就是昏暗的。我打开了家里所有的灯,全天都开着,还是觉得不够亮……(她又回来,坐在我对面)起初我梦见我已经死了。我童年时,就很多次看到有人死去,后来我忘了这些……(擦眼泪)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自己全都知道,我知道自己生命中的一切……在梦中,有很多很多鸟在我头顶上盘旋,撞击着窗户。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好像有人在我的头旁边。有人站在那里。我想转身看看是谁,却有些害怕,有一种预感:不应该转头去看。不能看!(沉默)我在想另一件事,关心着另一件事……不是马上考虑这个……你问我的童年……(她用双手捂住脸)我现在还可以感觉到……感觉到妈妈和继母的香甜味道。我看到了高山,木头搭起来的瞭望台,上面有士兵,他们冬天穿着羊皮大衣,春季穿着军大衣。还有铁床,很多铁床摆在一起,一张挨一张……我以前觉得,如果我对什么人说出这些,我就会想离开这个人,从此再也不要见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深深地、深深地隐藏起来的……我从来没一个人生活过,我曾经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住过——它叫卡尔拉格,之后又被流放。我住过孤儿院,住过宿舍,住过公共房……周围总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身体,其他的眼睛。我四十岁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上级分给了我和丈夫一间两居室公寓,那会儿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还是像住集体宿舍时一样,习惯性地往邻居家跑,借面包,借盐,借火柴,所以周围的人都讨厌我。我从来没有独自生活过,无法习惯。我还总是盼望有人来信。期待收信,收信!现在我还在等待……就是此刻我也在等待……一位女友去以色列投奔女儿了,她写信给我问道:“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社会主义之后的生活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怎么样?你走在熟悉的大街上:法国商店、德国商店、波兰商店,所有名字都是外语的。外国袜子、外国毛衣、外国靴子、外国饼干和香肠……到处都找不到我们的苏联产品。我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全都是:生存就是斗争,强者战胜弱者,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必须长出利角和铁蹄,穿上盔甲,弱者无人需要。到处都要有强壮的肘臂,肘臂,肘臂。它叫法西斯主义,是卍!我感到震惊,感到绝望!这些都不是我的,不是我要的!(沉默)要是有人在我身边,有什么人……我丈夫?他已经离开我了。我很爱他……(突然笑了)我和他是在春天结婚的,当时樱花盛开,丁香满园。他也是在春天走的。但他还常常回来……在梦中回来看我,他不断在说着什么,但一切都是不可原谅的了……而在白天,我沉寂得就像聋子和瞎子。我与往事的关系,就如同与一个人的关系,如同与活人的关系……我还记得《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所有人都读过,全都受到震撼!这么多的对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这样惊奇?对我来说,他写的都是我熟悉的、完全正常的事情:囚犯、劳改营、粪便……还有——禁区。
我的父亲1937年被逮捕,他曾在铁路上工作。妈妈到处奔波,四处解释,证明爸爸是无罪的,抓他是一个错误。这样她就把我忘了,当她想起来时,想弥补时,为时已晚。她喝了各种脏水,又进过热水浴缸。于是,生出了我这个早产儿……但我活了下来。我很多次都大难不死。好多次!不久,我妈妈也被逮捕了,我和她一起被带走,因为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公寓里,我那时只有四个月大。妈妈事先就把两个姐姐送到我姑姑住的村里,但是内务部下达的文件说:必须把孩子送回斯摩棱斯克。在火车站他们直接把我姐姐带走了:“孩子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长大还能成为共青团员。”连地址都没给。过了很多很多年,等我们找到她们时,她们都结婚了,已经有了孩子。
我和妈妈在劳改营,一直住到我三岁。妈妈记得,那时经常有小孩子死亡。在冬季就把死者堆在大木桶里,死者就在那里一直躺到春天,老鼠把尸体都咬烂了。到了春天安葬时,掩埋的只是支离破碎的尸骸……三岁以上的孩子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安置在孩子营房。从四岁起——不,大概五岁之后,我就记事了,一切都历历在目……早晨我们通过铁丝网看到我们的妈妈:她们被点名,然后带走去工作。她们走进我们被禁止进入的区域。后来有人问我:“姑娘,你是哪里人啊?”我就回答说:“禁区。”禁区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莫名的、可怕的、我们所没有的存在。那里是戈壁,是沙漠,只有干燥的茅草。我觉得那里的戈壁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除了我们之外,那里没有别的生活。一些士兵看守我们,我们以他们为荣,他们的帽子上都有小五星……我有一个小伙伴,叫鲁比克·契林斯基。他带我穿过铁丝网的空隙去看妈妈。在所有人排队去餐厅时,我们躲在门后。“你不喜欢喝粥吗?”鲁比克问我。我一直想喝粥,非常喜欢喝粥,但是为了看我的妈妈,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们钻进营房去看妈妈,但是营房是空的,所有的妈妈都去干活了。我们都知道妈妈不在营房里,但还是爬过去,闻闻那里的一切。铁床,用于饮水的铁槽,甚至一条条铁链子,都有妈妈们的气味。土地的味道,妈妈的气息都有一种香味……有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别人的妈妈,她们躺在床上咳嗽。有一个妈妈在咯血,鲁比克说,那是托莫奇卡的妈妈,托莫奇卡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她妈妈很快就死了。后来托莫奇卡也死了,我一直在想:托莫奇卡的死讯应该告诉谁呢?要知道她的妈妈也死了啊……(沉默)过了很多很多年,我还常常回忆起这件事。我妈妈不相信我的记忆:“你当时只有四岁。”我告诉她,那时她穿着帆布鞋,鞋底是树皮做的,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大袍子。她惊呆了,哭了起来。我全都记得……我记得妈妈给我带回来一小块香瓜,虽然只有纽扣大小,包在破布里,但是好香啊。我还记得有一次男孩子们叫我去和小猫玩,但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猫。猫是他们从外面带进来的,禁区内根本没有猫,猫在禁区内根本不能生存,因为那里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都剩不下。一直以来我都习惯于看着自己的脚下:或许会找到什么吃的。我们吃过草叶、树根、石苔。我们很想喂喂小猫,但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吃了东西后给它我们的唾液吃!它还真吃。吃了!我记得母亲想要给我一块糖。“安妮卡,拿着这块糖!”她通过铁丝网对我喊道。看守赶她回去,她倒在地上。看守抓着她的黑色长发,拖着她往前走……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什么是糖。孩子们也没有一个知道什么是甜味,他们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但是明白必须把我藏起来,于是把我推到了中间。孩子们一直把我围在中间:“因为我们的安妮卡跌倒了。”(哭)不明白我为什么哭?我为所有事情哭,我知道自己生命的全部,但是我会忘了我要说什么。我表达的意思不完整……是吗?我的意思不完整?
……恐惧并不只有一种,有很多让我们恐惧的事,大大小小都有。我们害怕长大,害怕长到五岁。到了五岁,我们就会被送往孤儿院,我们知道那是很远的地方,离妈妈很远。我现在都还记得,我被送到第五区第八号孤儿院。一切都被编了号,那里不是叫街道而是叫排:第一排,第二排……我们被装上一辆卡车,就要开车了。妈妈们跑过来,死死抓住车帮,尖叫哭号。我记得妈妈们全都哭了,孩子们哭的却不多。我们不调皮,我们不淘气,我们也不笑。我是在孤儿院才学会了哭。在孤儿院我们被殴打,我们被告知:“可以打你们,甚至杀掉你们,因为你们的母亲是敌人。”我们从来不知道爸爸在哪儿。“你妈妈是个坏人。”我记不清那个女人的脸了,就是她一遍一遍地重复这个。“我妈妈是好人。我妈妈很美丽。”“你妈妈是坏人,她是我们的敌人。”我不记得她是否说过“消灭”这个词,反正她说过类似的话,可怕的话……是的……我都害怕记起它们。我们没有辅导员或老师,这些我们听都没有听过,我们只有指挥员。指挥员!他们手上总是握着一把长尺,随便什么事情就能打人,很简单,很随意……我倒很想他们把我身上打出一个窟窿,那样他们就不会再打我了。结果窟窿倒是没有,但全身长满了脓疮。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朋友奥列契卡脊椎上有几个金属钉,所以就不能挨打了,我很为她高兴。大家都好羡慕她……(久久凝视着窗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我很害怕,可是我怕什么?我不知道……(思考)我们喜欢夜晚,总是期待夜晚快点儿来。黑暗,漆黑的夜晚。到了晚上,值夜班的弗罗霞阿姨就来看我们。她很善良,给我们讲阿列努什卡和小红帽的故事,还总是在衣袋里装些麦粒,谁哭了就给几粒。最爱哭的是小丽丽,她早上哭,晚上也哭。我们都有疥疮,厚厚的红疮长在肚子上,小丽丽的腋下也有水疱,脓汁都爆裂了。我记得孩子们之间也互相举报,这么做会得到奖励。小丽丽是告状最多的……哈萨克斯坦气候恶劣,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夏季四十摄氏度高温。小丽丽在冬天死去了,要是她能活到草长出来就好了……也许熬到春天她就不会死,不会了……(声音含糊不清)
我们上学读书了……被教导最多的,就是要热爱斯大林同志。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封信都是要写给他,寄到克里姆林宫。那时候就是这样……当我们学习俄语字母时,就发给我们白色的纸张,听写出给我们最慈祥的、最敬爱的领袖的一封信。我们热爱他,我们相信他会回信给我们,会送给我们礼物,许多许多礼物!我们看着他的照片,我们觉得他是那么漂亮,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我们甚至争论过,献出多少年的生命去换取斯大林同志一天的寿命。在5月1日,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一面小红旗,我们一边走一边开心地挥舞旗子。我们按照年龄排队,我年龄最小,所以总是排在最末尾,就总是担心发不到小红旗,怕旗子突然不够了!我们总是被教导说:“祖国,是你们的母亲!祖国,就是你们的妈妈!”可是我们只要一见到大人,就要问他们:“我的妈妈在哪里?我的妈妈是什么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妈妈在哪里……第一个找来的是丽塔·梅尔尼科娃的妈妈。她给我们唱摇篮曲,她的声音非常好听:“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屋内的灯光逐渐暗淡门洞没有吱嘎声老鼠在炉子后面睡着……”我们没听过这首歌,但我们记住了这首歌。我们求她:再唱一遍吧,再唱一遍吧。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唱完的,因为我们都睡着了。她告诉我们,我们的妈妈都是很好的人,我们的妈妈都很美丽。所有的妈妈都是美丽的。我们的妈妈都会唱这首歌。我们等待着……但是后来却遭受了可怕的失望,她告诉我们的不是实话。其他的妈妈们来了,她们都不漂亮,而且还生着病,她们也不会唱歌。我们哭了,号啕大哭……不是因为见面快乐而哭,而是因为悲痛绝望而哭。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谎言,不喜欢梦想……不应该用谎言安慰我们,不应该欺骗我们:你的妈妈仍然活着呢,还没有死。后来却发现,妈妈并不美丽,或者妈妈已经不在了……不要骗我们!我们都不爱说话,沉默寡言。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什么话,我只记得彼此间的触摸……我的女友瓦利亚·克诺琳娜就经常触摸我,我也知道她想做什么,因为所有人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彼此最隐秘的事情:谁在夜里尿床,谁在梦中大叫,谁发音不准确……而我总是喜欢用汤匙磨自己的牙齿。一个房间里有四十张铁床,到了晚上就下令:把手掌放在脸颊下,所有人面向右侧躺好。所有人必须同时这样做。所有人!必须行动一致,就像是动物,甚至是蟑螂,但我就是这样受的教育。我至今仍然如此……(转向窗口,所以我一时看不到她的表情)夜里我们躺在一起,也是一起哭起来。大家一起哭着说:“我们漂亮的妈妈们要来了……”但一个女孩突然说:“我不喜欢我妈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都不来看我?”我也生妈妈的气。在早上我们要一起合唱……(这时她开始唱歌)“温柔的朝霞染红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全苏联的土地在霞光中苏醒……”多么优美的歌声。对我来说,这首歌和此刻是最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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