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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孤独的红色元帅和三天就被遗忘的革命（第1页）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苏联英雄（1982），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4—1988），列宁奖章获得者（1980），自1990年起担任苏联总统军事顾问。

红场实地采访（1991年12月）

——我当时是个女大学生……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三天后革命就结束了。电视新闻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内政部长普戈自杀，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我们家里对此讨论了很久。记得爸爸说过：“这些人是战争罪犯。他们应该遭到德国的赫斯和施佩尔将军的命运。”所有人都等待“纽伦堡审判”……

——我们那时还年轻……革命了！当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坦克时，我开始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之前在维尔纽斯、里加和第比利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保护自己的电视中心，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而我们是什么，是白痴吗？早先哪儿都不会去，只会坐在厨房里愤怒的人们，现在走上了街头，他们终于走出去了……我和好朋友带着雨伞，既是为了挡雨，也是为了打架。（笑）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很为他自豪，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总统！我的！真正的总统！那里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我们都是读《星火》杂志上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文章，还有《六十年代》杂志成长起来的。形势在朝着军事镇压发展……扩音器中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请求的口吻喊道：“姑娘们请走开。他们将会开枪，将会有很多尸体。”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把怀孕的妻子送回家了，她哭着说：“那你为什么留下来？”“我必须这么做。”

我错过了很重要的时刻。这一天是如何开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的。妈妈问爸爸：“这个紧急状态是怎么回事啊？你觉得他们会对戈尔巴乔夫做什么？”外婆从电视前跑到厨房听广播：“谁都没有被捕吗？没有开枪吗？”外婆生于1922年，她一辈子看够了杀人、被杀和抓人捕人。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外婆不在了以后，妈妈才给我讲述家庭的秘密，幕布这才揭开……1956年，他们把外公从劳改营释放，带回来交给外婆和妈妈时，他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出来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严重。她们都不敢承认这是父亲、这是丈夫，因为害怕……她们对外只说，他只是个远亲，和我们家没什么关系。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她们把外公送到医院。在那里，他上吊自杀了。得知这些家史后，我需要……现在我需要的是在这些往事的伴随下生活下去，带着这些知识生活下去，我必须理解这些……（重复）要和这些历史一起活下去。我们的外婆最害怕出现新的斯大林和战争，她一生都在为应付逮捕和饥荒做准备。她在窗台上摆上盒子，在里面种大葱；她总是熬一大锅白菜，买很多糖和油储备起来。我们的阁楼上堆满了货品和粮食。她总是教训我：“你别说话！闭上嘴巴！”我在中学从来不说话，在大学也不说话……我就这样长大的，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们没有理由喜欢苏维埃政权。我们全家都拥护叶利钦。可是我女友的妈妈不放她离开家门：“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难道不知道一切都会变成原样吗？”我们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学习，只是带着这样的认识：苏联是巴拉莱卡琴和原子弹的国家。我们却为此感到难堪。我们还想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呢……

——我那时在工厂当技师……我是在沃罗涅日州得知政变的，我去那儿看望姑姑。那里的人们都声嘶力竭地大声歌颂伟大的俄罗斯，丰盛的疆土。人人都是乔装的爱国者，都坐在电视旁边，每天看动画片。驶离莫斯科五十公里开外，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房子，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看到他们那里过节日是如何一醉方休……村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死掉了。就是往死里喝，人的意识都降到了畜生的层面，就是喝到死。只要没有倒下就一直喝。能够点燃的东西他们都喝：从蔬菜洗洁剂到汽油。喝完酒就打架。每家都有人进过监狱，或者正在蹲监狱。警察根本不管。女人也什么都不问，就知道闷头在菜园子里挖地。如果还有几个不喝酒的男人，那也早已经去莫斯科找工作了。（我开车去的那个村庄）只剩一个农民，他三次被人放了“红公鸡”[1]，直到下了地狱！眼红！自然的嫉妒、生理上嫉妒……

莫斯科的坦克、路障，在农村没有人因此而特别紧张，都不太介意。人们更担心的还是地里的科罗拉多甲虫和小菜蛾。科罗拉多甲虫存活力很强……而在年轻小伙子脑子里，只有嗑瓜子和姑娘，只关心晚上去哪儿泡妞。但是人民毕竟还是更多地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我明白这个，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都支持伟大的国家。大家都害怕改变，因为每一次改变之后，农民都是被愚弄的对象。我还记得我们的爷爷说过：“以前我们的生活还马马虎虎，之后就越来越糟。”从战前到战后，这里的人们都没有护照。上边不给乡下人身份证，不许他们进城。简直就是奴隶，就是囚犯。打完仗回来，挂满了勋章，征战了半个欧洲，却没有身份证！

在莫斯科，我知道朋友们全都站到了街垒上，好像在参加大派对。（笑）而我只得到一个小纪念章……

——我是工程师……他是谁，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吗？狂热的“苏联分子”。我以前也是“苏联分子”，但是我不想再做“苏联分子”了。这个狂热分子，是真心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他是我的敌人。他的讲话在我心里激发了仇恨。我明白：这个人会战斗到最后。他是自杀的吗？显然这是一种非凡的举动，他唤起了尊重。死亡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我问自己：如果他们胜利了呢？您可以看看随便哪本教科书……历史上没有一次政变能避免恐怖，一定会以流血结束。在中世纪要割下舌头，剜去眼睛。这都不必让历史学家说……

我一早就在电视上听到“戈尔巴乔夫由于严重疾病而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看到窗口下都是坦克。我打电话给朋友，大家都支持叶利钦，反对军政权。我们要去保卫叶利钦！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块奶酪放进口袋，抓起桌上放着的面包圈。武器呢？必须带点儿什么……桌子上放着一把菜刀，我把它拿在手上，又放回原处。（思索）担心要是……要是他们赢了呢？

现在的电视上放的都是这些画面：指挥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从巴黎飞来，座位边放着一把枪，女孩子们用冰激凌安抚士兵……画面上还有坦克上的花束……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画面……莫斯科的老奶奶们给士兵们送来三明治和水，并且让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把一个坦克师开进首都，却既没有干粮也没有厕所。从坦克舱口探出头来的都是长着细嫩脖子的男孩，就是这样子！——他们睁着胆怯的大眼睛，一脸茫然。到了第三天，他们还坐在装甲车上，饿得面露凶相，都睡不着觉。女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乖孩子，就你们，还会向我们开枪？”士兵们不说话，一个军官大喊了一声：“上面下命令时，我们就会开枪。”士兵们马上就不见了，都躲进舱口里了。就是这样！我记忆中的画面与你们的不一样……我们站在人链中，等待进攻。传言纷纷：快要放瓦斯了，狙击手就在屋顶上……一个妇女走向我们，上衣满是勋章：“你们要保护谁？保护资本家吗？”“是的，老太太你来干什么？我们在这儿是支持自由的。”“我曾经为苏维埃政权作战，为工人和农民作战。不是为了商人和公司。要是上级现在给我一把自动步枪的话……”

一切都命悬一线。我闻到了血腥味，我可不记得那是节日……

——我，只是个爱国者。请让我也说几句。（这个穿着敞开的羊皮外套，胸前挂着大十字架的男人走过来。）

我们生活在国家历史上最可耻的时代。我们是懦夫和叛徒的一代人。我们的孩子以后会这样说：“我们的父母出卖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去换牛仔裤、万宝路和口香糖。”我们没有能捍卫我们的祖国苏联。这是可怕的罪行。我们出卖了一切！！我永远都不会适应俄罗斯三色旗，在我们的眼前将永远飘扬着红旗。伟大国家的红旗！那是伟大胜利的旗帜！我们总应该做些什么吧，苏联人民要做些什么吧……难道就让我们闭上眼睛跑进这个恶心透顶的资本主义天堂？用花里胡哨的图片，用货架上的香肠，花里胡哨的包装，就把我们给收买了。盲目，欺骗。我们把一切都拿去换汽车和服装了。连故事都不用编……说中情局就这样毁掉了苏联，说这是布热津斯基[2]的阴谋……为什么克格勃没有干掉美国？不是愚笨的布尔什维克糟蹋了国家，也不是浑蛋知识分子们为了出国和阅读《古拉格群岛》而消灭了国家……更不要去搜集证据说这是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了一切。我们异想天开，只要让他们来开麦当劳，出售热汉堡包，我们每个人就都可以买奔驰车，买磁带录像机了，在报亭里就可以出售色情影片了……

俄罗斯需要一只强壮的手，铁腕，需要一个提着棍子的监工。能做到的，只有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乌拉！阿赫罗梅耶夫可以成为我们的皮诺切特，可以成为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巨大的损失啊……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苏联的。我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喜欢生活在帝国。“辽阔的国家，我的乡土……”1989年我出差去维尔纽斯。出发之前，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已经在那边了）打电话警告我说：“你不要跟他们说俄语啊。如果你说俄语，在商店里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你还没有忘记乌克兰语吧？就说乌克兰语吧。”我当时还不相信，怎么可能啊？他说：“在食堂都要小心可能被下毒啊，或者饭里面有玻璃碴子啊。你在那里现在是占领者，明白吗？”我还满脑子的各民族友谊呢，和苏联兄弟情谊什么的呢。一直到抵达维尔纽斯火车站，我都还不相信。结果，我刚刚下车踏上月台……没过几分钟，他们一听到我说俄语，就让我明白，我已经来到了外国。我就是个占领者。从肮脏落后的俄罗斯来的占领者。一个俄罗斯的伊万，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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