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局问到李锐为什么要指使雷小鸣一帮人杀死小男一雄、谢小芬以及谢小芬的儿子。
“小男一雄?那个杂种吗?”李锐又笑出了声,语气里充满了不屑。在停顿了一刻后,他的语气变得和缓,“那家伙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个世上,他不知道丢脸,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我还觉得丢脸哩。一个杂种,一个日本鬼子与中国女人生下的杂种,他凭什么威胁我?凭什么骂我?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不就是拣了个日本国籍吗?所以,宰了这个家伙,我李锐心里一点愧疚都没有。非但没有愧疚感,还有一种自豪感,毕竟我将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让世人不齿的渣宰给收拾掉了。”他说到这里,好象在摆弄手里的手枪,因为我们听到枪机撞击时那清脆的声音。“至于谢小芬和他那儿子嘛,只能怪他们倒霉,谁让他们知道得太多呢?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谢小芬也属死有余辜,她与谁有一腿我都没什么意见,但她偏偏就与这个杂种有了一腿,并且还帮着那杂种整治我。但是,凭良心讲,我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最终结果,就像我们平时对那些犯罪嫌疑人所说的那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到后来我却别无选择了,我既然上了那条不该上的贼船,在不能下船的情况下,我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撑下去,直到这条船最终撞上岩石,被撞得粉身碎骨,最终在急流险滩中翻覆,沉入万复不劫的深渊。没办法,这就是命,这就是我李锐的命……”
我们前后不知谈了多少个小时,在印象里好象最少有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或者更多。夜色好象更浓了,也更安静了。湖风好似越刮越大,湖中细碎的浪花拍打湖岸的哗哗声清晰可闻。水鸟的啼鸣声时不时从头顶的天幕中划过,由清晰逐渐变得模糊,好似一个哀怨的叹息声从头顶渐渐远去。我和游局心里都明白,我们愿意这样与李锐谈下去,毕竟这有可能是我们相互之间最后一次待在一起谈话。我们也只能这样谈下去,因为我们知道李锐手里带着枪,并且他待在一个三面环水的岸嘴上,如果我们有丝毫的造次,就他的个性,他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隔着黑暗熬下去,最好熬到天亮后再见机行事。
但是李锐将我们心里的想法看得一清二楚,他可不愿意我们熬到天亮。当东边的天际呈现出不易觉察的鱼肚白时,透过黑暗,我们感觉李锐从坐着的地方站了起来,并且在岸嘴上走了几个来回。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以绝望的口气说:“过去的一切虽然有许多的不如意不称心不愉快,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也是值得回味的。只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牵了不走,鬼牵了直跑。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决不怪罪于别人,更不会将原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我李锐一失足竟成千古恨是小事,只是拖累了大家,并且给我们公安局脸上抹了黑。在此我向游局,曾队,杨新愚和其他同事赔不是了。也希望你们将我的歉意向局里的其他同志捎过个信,就说我李锐对不住他们。”
“谁都会犯错的。”我情真意切地安慰李锐。
“你曾帆不要将我当作那些家伙了。没错,在这个社会上谁都会犯错,但是有些错是可以饶恕的,有些错却永远不能饶恕。我犯的错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怎会不知道呢?可以说是万复不劫,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我今天选择了这个地方,以实现我三十年前的誓言。结果虽然不是十分光彩,毕竟我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但是,我希望游局、曾帆以及在场的各位,不要重蹈我的复辙,毕竟我为了一己之利,一时之气,付出了生命和声誉的代价。我这是自作自受,也应了自作孽不可活那句古话!”李锐说到这儿,突然大笑起来,笑声是那样的刺耳,那样的陌生,好似要将眼前的黑夜撕裂,也好似针一样扎向我们的耳膜,我们的五脏六腑。
“李锐,你不要乱来。”游局好象预感到什么,大喊一声,就往湖边冲。
一切都迟了。在游局连滚带爬地向前冲出去时,黑夜中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
一
李锐死了,他坦然地用手枪朝自己的右边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染红了身下刚刚泛绿的草地,也染红了从冬天的寒冷中逐渐苏醒过来的河岸。晨曦中,他那已经没有血色的面孔异常轻松,好象在做了一件特别劳神费力的事情以后,酣然睡去。他确实就这样坦然地走了,却狠心地将许多的困惑、重负和羞辱扔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慢慢地去思考他留下的那些他自己没办法解答的困惑,去一点一点减轻那些他自己没办法减轻的重负,去一寸一寸洗刷那些由他带来的羞辱。
在他的左胸口袋里,我们找到一张他写给他的妻子秦丽荣和儿子的纸条。纸条是从县医院的便笺上很规则地撕下来的,从潦草的字迹上一看就知道他是在下午知晓自己的罪孽暴露并且在劫难逃时匆匆写下的。
丽荣及儿子:
非常抱歉,我就这样走了。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我这是罪有应得。
你们的路还非常长,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若有困难,可以找游局及局里的其他同志帮助,他们都是实在人,不像我为了所谓的抱负而抛弃一切。我相信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你们的!
特别是儿子,不求成材,但求成人。
保重!
看着字条,游局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我却泪流满面。
人们常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话说起来非常容易,但做起来绝不是那样简单。人毕竟是群居动物,既然生活在这个五颜六色的社会上,你就没办法抗拒这个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各色各样的诱惑,既有意识上的,也有物质上的。虽然就个人的修养、个人的智商和个人的阅历,你可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合和一定的范围内,认识到一些事情可为或者不可为,但是,如果你在整个人生旅途中有一时的疏忽或者大意,或者经受不住社会上那些看似正常但实质并不正常的事物、观点的诱惑,你带着侥幸的心理做了那些你原先认为不可为的事情,最终你肯定会为自己一时的疏忽或者大意付出代价。李锐虽然死了,但是我相信还有许多像李锐一样的人仍活着,他们或者抱着李锐一样的心态或者思维方式,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在社会这个复杂的海洋中像单个的水分子一样,希求通过各种方式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恨情仇,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挣脱社会这个海洋的能力和勇气。他们谁都清楚,脱离这个社会,或者游离于这个社会的边缘,最终他们会像水滴一样被无情地蒸发掉,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就个人而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恨情仇,自己的行为准则,是保持自己个性的前提,但是社会的作用就个人的那点儿能力就能够改变吗?从宿命的观点理解,个人的能力是难以改变世界的,既然不能改变世界,又想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一番自己的事业,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那唯一的选项就是你必须适应这个世界。进而我们会问: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我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准确地回答,我也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同样没办法准确地回答!
冷静下来以后,有个现实的问题我始终不得其解:为什么游局就料定李锐从县医院逃出来后会驾车跑到牛山湖的湖边?
游局地叹了一口气,一脸苦笑地对我说:“你,包括局里的其他同志对李锐的过去都不是十分了解。”
游局告诉我,李锐平日看似是一个开朗豁达的人,其实他的开朗豁达更多是流于表面,或者说他的开朗豁达更多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那些不可示人的秘密。
李锐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在我们江夏转业后直接到地方上工作,先任山坡区的区长,后任县委宣传科科长,最后成了江夏县的副县长。李锐的父亲在参加解放军以前,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学校里当语文老师,这就决定了他虽然当了兵,但骨子仍然保留着文人特有的较真个性,而这一个性最终导致他在一九五八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权利。最先全家被安排在城郊的砖瓦厂劳动,一九六二年,全家又被下放到的龙泉山下的牛山湖养殖场。所谓的养殖场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是养猪,养牛什么的,而是专职养鱼。养殖场的工人是一个奇特的群体,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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