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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尽管美国人在国共双方之间斡旋调停，但蒋介石不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死对手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做强做大，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中共解放区大举发动进攻，妄想剿灭中共于成长壮大之初。

蒋介石未曾想到，经过一年的厮杀较量，自己的长枪利炮居然不敌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被对手一个接一个地打垮，被迫采取“全面防御”策略。蒋介石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挽回颓势。但事与愿违，短短一年过去，国军的“全面防御”被解放军全面瓦解，战火很快蔓延至国统区。在解放军连续攻城徇地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采取所谓的“重点防御”策略，即把主要兵力收缩集结于各重要战略点线，构筑坚强堡垒和工事，意图拥城固守，以待时变。

作为战略要地的徐州，是国共争夺的焦点。1948年6月，蒋介石将“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改组为“徐州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刘峙为总司令，杜聿明、李延年、冯治安、刘汝明、韩德勤、孙震等六人为副总司令，李树正为参谋长。改组后的徐州“剿总”下辖七个兵团与三个“绥靖区”，另外，徐州“剿总”还可指挥调动驻扎在南京、蚌埠和徐州等地相当数量的空军。

1948年下半年，情势愈加危急。迫于无奈，蒋介石做出了仅守郑州、济南、徐州三大战略要地的决定。为实现这个军事部署，他采取各种措施补充兵力，重点加强这三地的力量。然而天违人愿，时间进入9月，辽沈战役刚刚打响，济南即被解放军攻破，守军十万余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也被活捉。济南失守不啻一个晴天霹雳，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重点防御”计划摇摇欲坠。蒋介石没有死心，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最后一搏，企图依仗固若金汤的徐州—蚌埠防线彻底粉碎毛泽东由此渡江南下的“野心”。

古城徐州，地处江苏、河南、山东和安徽四省交界，是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流传着“九里山前古战场，儿童拾得旧刀枪”的名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作为首都南京在淮河以北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国民党在徐州周边集结了大量兵力，构筑了坚强的堡垒，准备拼死固守，防止解放军由此向南渡过长江。正因如此，在蒋介石的作战思路中，关键时刻徐州周边的其他城市均可以放弃，但徐州万万不能失守，显然他旨在以此为战略要地，集中力量与解放军决一雌雄。蒋介石决心一下，便将国民党原郑州指挥所取消，改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统一指挥郑州—徐州—蚌埠一带的所有机动兵力，准备与解放军在此决一死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把即将开始的生死决战命名为“淮海战役”，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则称为“徐蚌会战”。

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此战不光关乎个人成败，更将决定未来中国的走向，谁都输不起。

济南战役结束后，由军统改组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已察觉到徐蚌大战在即，局长毛人凤便下令所有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对国民党重要军事机构和可能参战的部队实行全天候秘密监控，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严防国军将领投共，二是坚决铲除潜伏于政府和军队内部的中共卧底。毛人凤制定好周密的方案，便向蒋介石进行了禀报，当即得到尚方宝剑：“如此两类人员一经查实，可先斩后奏。”

决战在即，蒋介石密令自己器重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拟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企图集中徐州国民党部队主力，乘解放军中野和华野东西分离之际，全力歼灭华野一部分主力，以提振日渐颓废的国民党部队的士气。

进入9月，“火炉”南京的天气逐渐凉爽下来，白色云朵在碧空中飘荡，街衢边的法国梧桐也染上了斑驳的色彩。不闻枪炮轰鸣，不见硝烟弥漫，这座即将面临重大变迁的城市，仍保持着阅尽沧桑不形于色的气度，显得静谧安详。

月底的一天，一架飞机犹如撕裂平湖的小船，轰鸣着划破金陵城湛蓝的天空，稳稳降落在大校场机场。这是一架军用专机，机身上闪烁着醒目的青天白日徽章。

一个身形瘦削的人从飞机上走了下来。此人身着笔挺的将军服，头戴嵌有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脸高高地仰起，没有一丝笑容，透露出决绝而又肃杀的神情。走下专机者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部队中将、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

汽车直接将他带进了总统府。一个年轻的军官已经等在门口，态度谦恭地为他拉开了车门。

“王参谋，顾总长在吧？”

“在，已经等您多时了。”王参谋带领杜聿明向里面的办公室走去。

“报告！”

“请进！”

杜聿明踏进了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办公室。对这位委员长的得意门生，顾祝同也是热情有加。

“光亭，还好吧？来来来，请坐！”顾祝同走上前去，与杜聿明热情地握手寒暄，并且亲自给他泡了一杯碧螺春。

杜聿明环顾四周一眼，见只有顾总长一个人，脸上紧张的表情才放松下来。

“看你小心翼翼的，在我这里没事。”顾祝同半开玩笑地说。

“还是小心点为好。现在的共产党真是无孔不入啊。”杜聿明谨慎地答道。

“顾总长，按委座指示，我初步拟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向您汇报一下。”说完双手将一个密封的卷宗递给了顾祝同。

顾祝同翻看卷宗时，杜聿明在一旁不停解释。

“徐州‘剿总’刘峙总司令及李树正参谋长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但他们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打算用十三兵团守备徐州，想把冯治安他们调出徐州参加攻击。”

仔仔细细看过一遍，老于世故的顾祝同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说道：“最近委员长在北平，你最好还是到北平亲自向他汇报一下。既然是委员长安排的，要听听他怎么说。”

“好！我即飞北平。”杜聿明无奈地答应。

杜聿明飞往北平的途中，远在西柏坡的中共机关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杜聿明拟出‘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内容不详。君子。”

北平，蒋介石圆恩寺官邸。蒋介石背着手站在花园的长廊下，一动不动地凝视远方。

圆恩寺是清代庆亲王奕劻次子载旉的府邸，分中西东三路，中路是一座西式洋楼，楼前建有一水池，池有喷泉，堆砌着假山，加上从圆明园移来的石刻点缀，别有一番洞天。西路是一座二进四合院，东路庭院开阔，花厅敞轩俱全，配上优美的凉亭游廊，精致宜人。池子东南方是一座西式圆亭，是小憩休闲之佳地。蒋介石非常喜欢圆恩寺，每次来北平都下榻于此。可如今国事堪忧，此等胜景如今亦有了易主之虞。

蒋介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落寞的神情。

“报告校长！”翌日，来到北平的杜聿明匆匆走进了圆恩寺。

“光亭，来来来。”看到自己心仪的学生，蒋介石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听完杜聿明的当面汇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答复，以身体不适为由，打发走了雄心勃勃的杜聿明。杜聿明心里清楚，现在的校长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位坐拥雄兵、果断刚毅的校长了，决断起事情来早就没有了北伐时的雷厉风行，而是多了几分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两天之后，心急火燎的杜聿明才从蒋介石侍从室得到消息，委员长同意了他的计划，不过，他必须回到南京，和总参谋长顾祝同再行协商。

一个并不复杂的作战计划竟如此大费周章，无可奈何的杜聿明顿生惆怅，一种隐隐遑遑的感觉掠过心头。

对于即将到来的决定生死命运的“徐蚌会战”，国民党内部在两个作战方案之间争论不休，迟迟不能决断。国民党内有名的“小诸葛”、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按照“守江必守淮”的思想，提出了两种作战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固守徐州和蚌埠一带，北向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所谓以攻为守的思路。如若共军南下，就集中兵力，寻机与共军决战；第二种方案是南撤蚌埠，放弃徐州，凭借淮河作为天然屏障，进行河川防御，实施加强以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的战略方针。

按照常规，两个方案在深入研判后应该果断决策，集中对利多弊少的方案进行完善修订，然后立即组织实施。但此时的国民党高层，上至国防部下至徐州“剿总”，彼此之间争论不休，相持不下，闹得蒋介石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战役论证会不知开了多少次，大多数时间都是两派之间扯来争去，无法决断。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一帮人力主实施第一方案。他态度坚决地说：“我们现在徐蚌津浦沿线一带大约有八十万兵力，是共军无法企及的。可以趁共军刚打下济南，立足未稳的休整间隙和狂妄的骄兵心态，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攻势，主动攻击，出其不意地拿下济宁，最终达到收复济南的目的。”

与杜聿明的观点不同，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中将郭如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共军刚攻占济南不久，风头正劲，锋芒毕露，在济南我军有生力量已损失惨重，此时北上可能再次碰到共军的钉子上，这样做是不是过于冒险？如果失误，将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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