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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西安事变（第1页）

现在，就连那些宁愿选择独裁统治也不愿意处在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之下的中国人也对日本人的一步步蚕食感到恐慌。如同往常一样，蒋介石的支持者们再次督促他对日本做出明确的表态，不过他们心里想的并非武装对抗，而是妥协。1935年，委员长咬紧牙关，表示愿意同东京签署一项友好协议，许诺把所有的西方利益集团从中国驱逐出去，把给西方人的商业特权和租借地都转给日本人。这是一种举世震惊的投降行为，日本外务省对此非常满意，不过日本皇军此时正准备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因此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提议。

蒋介石知道日本人准备发动军事进攻。早在1931年春，即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数月之前，他的首席日本战略分析专家、学者王芃生就警告他说，日本人正在计划夺取满洲里，所以这一次蒋介石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他也不缺少武器。在此之前，孔祥熙又去了一次德国，从克虏伯武器制造厂购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双方达成谅解协议，讲明这些武器装备只能用来对付共产党。1936年10月，中国连续两个月成为美国武器装备和战斗机的最大买家。

不出所料，日本人占领了察哈尔省，并进一步要求国民党军队和蓝衣社的人撤离与其毗邻的河北省。此项要求得到满足后，日本人立即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五省纳入其统治下的“自治区”。日本人占领了除北京之外的华北所有地区，北京成了日军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

而在此时，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已经结束了长征，到达延安，并开始把各派抗日救国力量团结到它的身边。在许多学生看来，红军那种真正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明确的抗日立场非常有感召力。1935年12月9日，约有一万名学生在北京发起抗日示威游行，这次抗议示威活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隐居上海的宋庆龄也出面支持这些学生，并发起了救国同盟运动。

莫斯科也对日本人的行为感到忧虑不安，它命令中国共产党停止一切反蒋宣传，谋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在那一大堆腐败成风、头脑简单的军阀当中，张学良算是个有头脑的人。年轻时候的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大部分时间是在满洲里和欧洲度过。他还吸食鸦片和从吗啡中提炼出的白粉。有迹象表明，他的毒瘾是在就医时被染上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堕落，这种事蒋介石手下的军统头子戴笠最拿手。他的父亲张作霖在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后，受爱国心的驱使，张学良选择加入蒋介石这条线。委员长不让他保卫满洲里，致使他因丢失国土而饱受世人诟病。从此之后，日本人每推进一步，委员长都会把他拿出来当替罪羊。恼羞成怒的张学良辞去了所有职务，每日沉迷于毒品之中。

做事耐心的端纳救了他，他说服张学良在去欧洲前戒毒。为了彻底治愈他的毒瘾，端纳还亲自陪伴着他。1934年张学良回国时，整个变了一个人。他的烟瘾戒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坚定的民族大义。他坚定地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就需要说服蒋介石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他在上海与宋子文促膝长谈，商讨如何策划此事。子文肯定也意识到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落入他的手中，他与这位身材矮小精悍的满洲里将军一直聊到深夜，探讨除政变之外的各种可以采取的对付蒋介石的办法。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找到可以快速解决此事的途径。

1936年年初，张学良私下命令前线的军队停止针对红军游击队的军事行动。他已经认识到，在蒋介石和外国列强的控制下，中国的局面日渐衰微，大部分相信共产主义的中国人都开始投向共产党的怀抱。他坚定地认为，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之时，中国人不能再自相残杀了。

1936年6月，张学良私下会见了周恩来，商讨能否放下异见，制订一项联合行动计划。他的观点再次得到证实，答案就在于建立联合阵线。张学良信守承诺，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双方的总部之间也建起了联系，救国同盟也在中国东北各地建起了分支机构。

关于这种“背叛”的风言风语传到了住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不过戴笠手下的特务们却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隐情，他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跟委员长汇报说，在即将发动最新一轮“剿共行动”之时，西北前线有点儿不听指挥了。蒋介石决定亲自飞往张学良的司令部所在地西安，逼他就范。

委员长抵达西安后，张学良跟他说，他应该停止“反共运动”，跟毛泽东建立统一战线，现在这个时候应该进行一场爱国战争，而不是内战。蒋介石断然否决了他的主张，气冲冲地回到了200英里之外的洛阳野战司令部。张学良跟着他一起去了洛阳，继续争辩此事，却遭到蒋介石一通训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回到西安，宣布将于12月12日正式开始“剿共行动”。本次行动由一名新任的司令官指挥，少帅麾下的全部人马和西北地区的铁腕人物杨虎城将军将被调到华南地区。两位将军试图与蒋介石理论一番，不料歇斯底里的蒋介石甩门而去，带着警卫队驱车去了西安北方12英里之外骊山脚下的唐朝温泉胜地（华清池），这个名为临潼的温泉疗养地就是1927年鲍罗廷回国途中歇脚的地方。

张学良和铁腕人物杨虎城此时已经大难临头。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的前途就将断送，他们将被调至南方地区，不再受人重视。想出解决办法的是杨虎城，数周之前，他就提出过建议，当时他一语双关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委员长依然保持着以前的习惯，天不亮就起床，把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在窗前站立一小时。这栋山中别墅有50名卫兵把守，领头的是一位因镇压过学生运动而臭名远扬的军官。12月12日——即正式发动“剿共行动”的当天清晨5点半，蒋介石正透过卧室后面的窗户向外凝视着院墙外头的山岚。就在此时，在昏暗的曙光中，4辆载有120名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突然堵住了别墅的各个大门。坐在第一辆车上的营长要求卫兵打开大门，遭到守卫的拒绝，于是卡车上的士兵们便立即开火，发起攻击。

蒋介石被枪声吓了一跳。他以为是共产党煽动的兵变，不料枪声越来越密集，其中还夹杂着喊杀声和破门而入的声音，紧接着他的三位副官冲进房间，督促他赶快离开。蒋介石连假牙都来不及戴上就撩起睡衣向后门冲去，那三位副官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托着他翻过院墙，由于用力过度，结果把蒋介石给摔到了墙外边，扭伤了脊柱和脚踝。山坡上到处都是岩石，遍布荆棘，根本无处藏身。蒋介石快速爬上山坡，双脚都被划破。他的脚踝疼痛难忍，几乎支撑不住身体，后背也疼得要命。

他下榻的别墅里，兵谏还在继续进行。留在那里的守卫们被一一枪杀，参与兵谏的士兵们挨个房间搜索蒋介石的下落。确定蒋介石已经逃走之后，他们把那个镇压学生的家伙拖上汽车，来到12英里外的西安，然后把他吊死在城门楼上。

毫无疑问，委员长肯定是逃到山上去了。士兵们把整个山都围了起来，带头的那个营长率领士兵们进山搜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他。他们再次返回蒋介石的卧室，发现他的假牙、日记和一些文件都遗落在房间里。

直到上午9点钟，也就是兵谏发生4小时之后，在山坡上搜寻的一个班在一块被称为“老虎岩”的大石头后面发现了一个不太深的山洞。蒋介石就藏在这个山洞里，后背紧贴着石壁，他又冷又累，浑身疼痛。一位士兵把他扛到了肩上，全班的人轮流把他背下了山。一辆汽车正在山脚下等着，他们驱车把蒋介石带到了被铁腕人物杨虎城当作司令部的新市政厅。当时的场面极不和谐，院子里，一支军乐队正在列队等候，一大堆高级军官在等候他的到来。蒋介石穿着睡衣一瘸一拐地从车里走了出来，军乐队立刻奏响军乐，等候在那里的军官们也向他行军礼致敬。张学良上前一步，扶着蒋介石走入房间，委员长躺到床上，开始接受医生的治疗。兵谏至此结束。

问题出在了西安的外围地区。此次兵谏最重要的目标是夺取洛阳空军基地——委员长设在西安以东200英里处的野战司令部。清晨5点前，张学良给驻守当地的一位旅长发去攻击指令，不料那位旅长突然反悔，把电报交给了委员长的卫戍司令。那位司令立即加强了机场戒备，并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警报。这意味着唯一一座离西安最近、可供南京国民政府轰炸叛军的机场仍控制在蒋介石阵营的手里。这次行动计划的失败也使得兵谏的消息提前泄露出去，蒋介石的支持者们立刻反击，发兵夺取了潼关，扼住了陕西省与其北部邻近的山西省之间的咽喉之地。

西安以西的甘肃省省会则成功地落到了叛军支持者手里，从而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张学良随后发布了由众多叛军将领们联名签字的通电，提出以下要求：联合各派，重组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自由举行爱国游行活动；遵循孙文的遗训；即刻召开救国大会。

经过早上的一番折腾，委员长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他拒绝进食，也不肯下床。张学良提议把他搬到一个更舒适的地方，他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肯说。12月14日，端纳（受蒋夫人的委托）抵达西安，经过一番斡旋，蒋介石同意搬到一座私人宅邸。在那里，端纳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张学良不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而是一个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人物。[1]委员长必须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中有一个亲日集团——他指的是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军人集团。端纳认为，在当前这个敏感时期，何应钦已经决定利用兵谏之机发动军队，利用飞机大炮攻打西安城。何应钦的支持者们将借拯救委员长的名义炸死他，这样便可为自己也为日本人夺得权力。端纳还急促地警告他说，政府军正在开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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