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说:“那要四五个小时。她也许还要在那儿过夜。这些开支从哪儿来呢?!”
“我才不管这种事情呢!”威尔里希生气地说,“我是个医生,不是旅行代理人。”
艾达几乎要落泪了。“如果库尔特能好一点,能学会说几句话,能学着不弄脏自己的话……将来也许还能带他回家呢。”
“是的,”威尔里希说,“你们肯定不会因为自私的理由拒绝让他变得更好的机会吧。”
“库尔特能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卡拉问,“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疗效是说不准的,”威尔里希博士说,“见习护士应该知道这个。”
卡拉从父母的经历中知道,不能理睬这种敷衍了事的搪塞。“我不要你向我保证什么,”她干脆地说,“推荐这种疗法的话,你一定知道预后的大致情况,不然你为什么要推荐它呢?”
威尔里希脸红了。“这是种新疗法。我们希望它能改进库尔特的状况。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这是种试验性质的疗法吗?”
“所有的药物都是试验性质的,都只对一部分患者有效。刚才告诉你的那点没错:药物无法做出任何保证。”
威尔里希的傲慢让卡拉情不自禁想反驳他,但她意识到不能因此而妄加论断。事实上,她都不知道艾达有没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孩子的健康遭遇危险的时候,医生可以违背父母的愿望做出选择:事实上,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希望去做。威尔里希不需要征求艾达的允许,就能把库尔特送到阿克尔堡去。他只是为了避免麻烦才找艾达谈。
卡拉问他:“能告诉汉普尔夫人库尔特多久才能从阿克尔堡回到柏林吗?”
“很快就会回来。”威尔里希说。
这不算是什么理想的回答,不过卡拉却不想继续施压了,她不想再让威尔里希发怒。
艾达看上去很无助。卡拉很理解这种无助:她本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们没有获得足够的信息。卡拉早就注意到,医生就爱藏着掖着的:他们不会把患者的状况都告诉患者和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喜欢用含糊其辞的说法欺骗病人。如果受到质疑,他们常常怒气冲冲地为自己辩护。
艾达含着泪水说:“如果他能改善的话,那就……”
“这就对了。”威尔里希说。
但艾达还有疑问:“卡拉,你怎么想?”
威尔里希似乎对征求区区一个护士的意见感到非常恼怒。
卡拉说:“艾达,我同意你的意见。为了库尔特好,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尽管这段时间你可能会有些难熬。”
“你很理智,”威尔里希站起来,“谢谢你们来这里见我。”他站起身,为艾达和卡拉开门。卡拉觉得威尔里希急于摆脱她们。
两人离开保育院,走回火车站。几乎没人的列车驶离车站以后,卡拉拿起放在座位上的一张传单。传单的标题是《如何对抗纳粹》,下面列了可以终结纳粹统治的十种方法,第一种做法是降低生产率。
以前卡拉见过类似的传单,不过次数并不多。传单是一些地下的抵抗组织散发的。
艾达从卡拉手里拿过传单,揉成一团丢出窗外。“读这种东西是要坐牢的!”她说。她是卡拉的奶妈,有时教训卡拉像教训小孩似的。卡拉对艾达的教训并不反感,她知道这种教训源自艾达对她的爱。
这样的做法并不过分。不光读这种传单要被监禁,连隐匿不报也会被抓起来。艾达可能因为把传单扔出车窗而被捕。好在车厢里没人看到艾达。
艾达仍旧对威尔里希博士的话感到担心。“你觉得我们做得对吗?”她问卡拉。
“我不知道,”卡拉开诚布公地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护士,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些事情。”
卡拉喜欢护士这份工作,但仍然因为没有作为医生受训而丧气。由于大多数小伙子都上了战场,医学院对女生的态度也有了松动,许多女孩进了医学院学习。卡拉可以再次申请奖学金——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一家三口都得靠她那点微薄的薪水生活。沃尔特没有工作,茉黛只能带几节钢琴课,埃里克几乎把拿到的军饷都寄回了家。家里已经好几年没付艾达工资了。
艾达是个坚忍的人,到家后她立即摆脱了沮丧,恢复了平时的样子。她走进厨房,穿上围裙,开始准备晚饭。熟悉的工作似乎能使她平静下来。
卡拉没有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晚上她另有安排。她觉得自己不该留艾达一个人悲伤,她感到有点罪过。但这种感觉并不能妨碍她出去的决心。
她穿上一条用茉黛连衣裙改制的齐膝网球裙。卡拉不是去打网球,而是去参加一场舞会,她想让自己的样子像个美国人。她抹上口红,擦上脂粉,无视纳粹对女孩外表的要求,把头发扎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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