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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论，甚至争论。在当年那场触动整个新闻摄影界的“真实性”问题讨论过程中，他是为数不多的直接谈论新闻摄影的基本特质，把讨论引入正题的人。

而在1957年“反右”以后几年的新闻摄影界，在大多数时刻，政治表态的重要性已远胜于对具体业务问题的探讨。这绝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是日常工作本身。

发言者提出拍摄新闻照片可以事先建议。他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个记者拍摄贺龙同志参观“全国优抚展览会”，其中一个展室展出了一把菜刀，说的是一位复员军人一把菜刀起家，办起工厂的事。记者知道贺龙当年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但这次参观时，贺龙不一定去这个展室，于是便向有关人员建议，请贺龙到这个展室参观，结果拍出了很好的照片。

发言者发言完毕，谢汉俊随即做了即席发言，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做，不是“报道事件”，而是在“制造事件”。

××同志举贺龙副总理看菜刀那张照片的例子，我认为记者是在制造照片，因为贺龙副总理原来并没有参观那把菜刀的意图（实际上，恐怕他并不知道有那把菜刀），而是记者主观地请他去看的。这样的照片，用来说明贺龙副总理和菜刀的关系——一种没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社会现象（事实）那是很好的，但却不能作为贺龙副总理“参观菜刀”的新闻图片。

谢汉俊继而提出自己对“新闻图片”的理解：新闻摄影记者在报道新闻图片时，是以记者身份出现的，而不是一位事件的制造者。就是说记者必须依从当地、当时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而不是一位事件的制造者。因此，若是事先建议，那就不是报道事件，而是在制造事件。新闻摄影记者应该凭他高度的政治修养、艺术修养和技术修养，在复杂的客观现实中，抓住最有意义、最典型的瞬间进行报道。

谢汉俊毫不含混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报道某时、某地发生某种事件的新闻照片不能允许记者作任何干预。”而这一看法与态度本身，与当年这一领域内的大多数人，包括领导者的意见是不同的。“在不影响真实性的前提下，还是可以适当组织加工的”，这种说法大行其道，并被新闻摄影界上上下下的许多人普遍接受。谢汉俊的发言不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面面俱到的发言稿，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应对所袒露的真实想法。

针对发言者提出的为了使画面整洁美观，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拿掉的说法，谢汉俊再次明确表示“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新闻图片主要是报道有意义的真实的内容，即使有少许不必要的东西，并不影响图片内容的意义。另外，要丢掉不必要的东西，不一定要用摆布的手段，记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距离进行拍摄，这样完全可以避免画面上的某些缺点。“所以，我认为摆布是没有必要的。”

发言者提出，“对政治有利”就可以组织加工，甚至摆布。他举例说，拍摄群众反对美国入侵黎巴嫩的场面时，如果当时大家站得很分散的话，就有必要组织大家站拢一些。谢汉俊分析说，记者采访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记者在采访之前，就主观地设想场面，而不是从观察、分析出发，决定如何报道。

谢汉俊承认报道这样的时间事件“是很重要的”，但他建议，报道这样的事件，不一定要拍大场面。他记得一位记者拍摄北京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抗议英国武装干涉约旦，画面是一个代办处人员蹲在地上捡抗议书，这就是“一张未经摆布的非常生动的照片”。

进行发言总结时，谢汉俊再一次表明“我认为组织加工和摆布都是不好的，也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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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的庄学本

1949年，年届四旬的庄学本已不再是那个形单影只、独自一人闯进被诬称为“吃人野番”——果洛藏族的25岁青年、《羌戎考察记》的作者。①　这一年，他有了公职，来到北京，进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加新政权的民族工作，并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最高领导的接见。随后成为新政权创办杂志中的一位编辑部负责人。

接下来的1950年至1952年间，庄学本仍然不时奔波在各个民族地区采访、拍摄，他先前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中断。相反，两年间，他先后到过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北方的内蒙古、东北少数民族地区。西南、东北，庄学本所跨地域之广，这是他以前所没有的。

数不尽的壮丽的山河，富饶的物产，亲爱的兄弟民族和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在旅途中使我尽情饱览，增加了许多知识，同时也使我感到祖国的伟大自豪。

尤其使我感到兴奋无比的是，时代在这些年月里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新的时代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平等和幸福。当反动统治刚被推翻，旧的民族压迫的锁链刚被砍断，中央人民政府就派出了中央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去慰问，并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各族人民都感激涕零地说出了心里话：“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

这，又何尝不是投入新生政权怀抱的庄学本自己的心里话呢！

此时，庄学本出行，再也不用为生命安全与生计担忧了。相反，作为中央访问团的成员，庄学本的身份、角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拥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保障与地位。再次到访民族地区时，他要承担的角色是访贫问苦、调查情况的官员；新政权形势、政策的宣传员；接待人与被调查者自然也会把他当作随着访问团而来的官员，而不是先前那个只身进入他人生活领地的观察者。

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民族工作的重大举措，中央访问团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对全国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

访问团的使命，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在解放前所遭受的痛苦，致以深切的慰问，同时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

参与其间的庄学本，是为自己角色的转换——作为集体中的一员欣喜不已，还是不时想起自己孤身一人时的自由呢？

往后几年，庄学本更是马不停蹄，以官方代表的身份走访各地。

1952年广西桂西壮族自治州成立，庄学本再次访问了金秀大瑶山、融水大苗山。1953年去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4年去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采访了蒙古、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1958年重访了四川羌族地区。1962年参加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庄学本称自己“旧地重游，变化万千”。那个曾经的青年探访者，已翻开了自己人生的又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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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的自省者

被人以“同志”相称的庄学本，1949年底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1951年开始，在新成立的中央民委参事室画刊组任组长，主持《人民画报》少数民族文字版的文字编写及“副册”民族版的出版。1951年4月，以汉、蒙古、藏、维吾尔四种文字，开始编辑出版《人民画报》“副册”（民族版）。“副册”报道的主题是有关少数民族方面的重要新闻，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附夹在相关的《人民画报》民族文字版中发行。“副册”为8开共8面，黑白凹印加单色套印印刷。1953年8月又增加了朝鲜文版。“副册”虽然篇幅有限，内容也不太丰富，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能有以图片为主形象地反映各民族人民生活的出版物，却反响强烈。编辑部内事无巨细，庄学本与同事江伟珉、马鼐辉，及后来调入的林国志一道，合力完成了采、编、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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