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30总觉得生活开始平淡,面对中国足球面对中国联赛已有种精神上的“不应期”,那情形很像早上起来发现身边躺着个满脸褶子的黄脸婆,或者看一出根本就知道结局的侦探片,而大连队干的事情就是:从第一轮开始便举着刀子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凶手我就是那个凶手。
当然,这样的观点会让一个叫“李承鹏”的家伙很危险,大连人民是如此的珍惜自己的面子,现在整座城市都在营造关于“七连冠”的英雄气氛,甚至有报纸声情并茂地做好了大标题:“大连——七星连珠”,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他们愿意生生世世无穷无尽揽走中国足球所有冠军,对于敢于冒犯尊严者一定毫不留情,而并不去管他们的郝董在世界杯上居然“270分钟不射”,几乎成为伟哥代言人。
我只想说一句:能不能给我们制造一点新鲜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中国甲A冠军吗,不过就是在胸前多别一支钢笔吗,七支——不成修钢笔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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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痒病和“蚤药”
痒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
马三立老先生还说过一个段子:某人奇痒难忍,吃不好睡不着,打针吃药没用,后踏破铁鞋找着一位高人,磕头作揖求得秘方,高人交给一白纸包,说“路上不许看,晚上睡觉前才能打开”,大喜过望,屁颠颠儿赶回家等到天黑上床。打开白纸包一看,里边是一黄纸包,打开黄纸包一看,是个绿纸包,再打开是个红纸包,再打开一看是个锡纸包……某人暗想,“高人就是高人,秘方就是秘方”,再打开一看——咦,里边是一张小纸条,上书两个蝇头小字:
——“挠挠”
痒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里三层外三层的白纸包红纸包锡纸包后,答案就这么幽默的两个字。在我所经历过的中国足球大小事件中,属中国足协“选帅记”最为离奇,它会使我条件反射地联想起马三立先生的这个段子。我曾经说过,中国足协最大的能耐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有趣的事情搞无趣。选帅很简单,不就是要找一个米卢的继任者吗?不就是要找一欧洲高手帮咱横扫中国队世界杯连吞九蛋的尴尬吗?为嘛弄得白纸包红纸包锡纸包的,凭中国足球这德性,再高的高手来也只是“挠挠”,米卢帮我们挠了挠“出线”的痒病,换个人不过再“挠”一把而已。治不了根本,有嘛神秘的。
朱和元同志是天津人,想必一定听过马三立“挠挠”的故事,所以我对他说:中国足协的问题不是秘密太少而是秘密太多,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秘密太多,越是捂着盖着,证明越是没底。朱同志大义凛然地驳斥:“要不是你们媒体天天大炒特炒,我们和候选人谈判也没这么被动”,朱同志以及他的领导确实很被动,所以“选帅”现在已经4个月了还没了断,各种版本的挠痒秘方也流传坊间,比如说范亨根、比如说阿德里安塞、比如说米歇尔……幸好沿路有法国《队报》、德国《图片报》、荷兰《大众日报》一干仁兄仁弟的大力相助,我们才知道了一个叫“阿里汉”的名字,电影里说过——“不是我们愚蠢,而是八路太狡猾”,多么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足协同志啊。
阿里汉也就是一“挠挠”,我们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遥远的1974年,那是一个古老得像骨灰一样的年代,但一个好的球员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教练,我的一个简单理论是——当一个教练曾九次被老板炒过鱿鱼,他一定有第十次。不过这样也挺好玩,中国足球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拥护,是因为它不像足球而更像娱乐。
比如那天在阿姆斯特丹的“海城”中餐馆,我们巧遇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甩掉的中国足协选帅组,然后我搞了一个没多少恶意的恶作剧,在离朱和元同志相隔20米的地方给他拨了一个手机,他之所以接听手机是因为“国际漫游”无法显示来电,之所以大呼“我听不见,信号不好……!”是因为听到记者的声音后怕泄密。然后我们看到他向另一官员指着手机做得意状,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后边几乎可以看清他们点的“麻婆豆腐”上面飘浮的花椒。
挠挠就挠挠吧,中国足协这次之所以这么神秘,是因为他们根本知道中国足球的药方只是“挠挠”,难言之隐,一挠了之,绝无真正的脱胎换骨希望,所谓选帅,不过是为了给上面的领导下面的群众一个交待,套用周星星的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演员,配合一下而已”。
说起痒病,又想起一段河南段子:村里闹跳蚤闹得寝食难安,正逢大饥荒,人本来就面黄肌瘦,还得每日分血给跳蚤们食之,一日来一高人出售“蚤药”,村长拿出仅有的救济款买下所有的“蚤药”,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等高人走后才猛然想起,率众追到河边向已渡船而去的高人大声求救:“大哥,这‘蚤药’咋使哩?”高人朗声答曰:“你赶紧发动全村人抓跳蚤,抓住以后就掰开它的嘴,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白天喂一次,夜里喂两次,一个疗程3个月……就好了”
真担心:阿里汉来到咱村就是喂跳蚤的干活,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早一次晚两次。
谁拿走了我的盲肠
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盲肠不见了。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于少了一件器官,而在于这件器官是在你这完全不知情完全不可防范的情况下消失的,你既然可以不知不觉少一条盲肠,就可以不知不觉中少一条眉毛,甚至少一个胃,一个肝。总之,盲肠的消失是如此的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虽然它们对人体作用不大。
导致我臆想出这样一个念头的原因在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联赛没有升降级了。虽然水平低下的中国联赛对于中国人就像一段盲肠,但升降级的消失仍然很恐怖。今后除了看欧陆联赛,我们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去斗地主、砸金花,或者参加“夕阳红骑乘”俱乐部。
没有升降级的中国联赛其实就是业余联赛,阎世铎像当年桃花大仙一样心念一动、掐指一变,便让它们从我们体内消失了,写进章程的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联赛升降级被如此不合法、不合情理地拿掉了。一切是为了豪赌,为了让中国人能够举全国之力赌博一次世界杯出线,那根盲肠就成为阎世铎手中的一粒骰子。
中国足球是全中国最没有法律保障性的一个东西。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我知道凡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东西一定不会好玩,一时好玩也不会长久。舒桂林说过去一年的足球生涯就是“一地鸡毛”,他说得对,但我想讨论的是谁把鸡的毛拔光了,弄得一地鸡毛。为了一次豪赌,我们用了两个赛季去分期付款,好昂贵的按揭啊。
最最严重的不是明年将没有升降级,而是既然阎世铎能够大早上心血来潮就取消明年的升降级,就可以动不动就取消后年、再后年的升降级,包括那个被描绘成天堂一样的“中超”,未来的中国足球是这样一种情况——没有任何竞技水平的突破,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提升,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荣雀,而且它甚至没有悬念,这是阎世铎走向疯狂的一个信号,它的疯狂意味着无论是官方还是老百姓似乎都不太需要足球了,大家只需要政治,它基本上和为了安定团结由工会组织的拔河赛一样无趣。
官方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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