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
“我去看了医生,”艾瑟尔旁边的女人说道,“我告诉他,‘我的屄发痒’。”
一阵笑声在屋子里回荡。这是东伦敦靠近阿尔德盖特的一幢小楼的顶层。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两侧密匝匝摆着一排缝纫机,前面坐着二十位妇女。屋子里没有生火,唯一一扇窗子紧闭着,把2月的寒冷关在外面。地板上光秃秃的,没有地毯。石灰粉刷的墙壁年深日久,已经开始掉皮,有几处甚至露出了下面的木板条。二十个女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屋子里十分憋闷,但就算这样也无法让人暖和起来,她们都穿着外套,头上戴着帽子。
她们刚刚停下工作,准备休息片刻,脚底下的踏板短暂沉默下来。坐在艾瑟尔旁边的女人是米尔德里德?帕金斯,跟她年龄相仿,是个伦敦人。米尔德里德还是艾瑟尔的房客。若不是长着凸出的门牙,她原本算得上漂亮。她的拿手好戏就是讲下流笑话。现在她接着说:“医生对我说,‘你不应该说这个,这个字眼很粗俗’。”
艾瑟尔笑了。米尔德里德总是不时弄出点乐子,让一连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稍稍好过一些。艾瑟尔从未听过这种笑话。泰-格温的员工举止言谈都斯文有礼,而这些伦敦妇女什么话都说。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不同民族,有的只能勉强说几句英语,其中包括两个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的难民。她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全都处境艰难,急需这份工作。
“我就问他,‘那我该怎么说呢,大夫?’他对我说,‘你该说你的指头发痒了’。”
她们在缝制英国军队的制服,为成千上万军人做束腰上衣和裤子。邻街的裁布厂日复一日送来一块块厚卡其布,大纸箱里装满袖子、后背和裤腿,由妇女们在这儿制作成衣,再把衣服送到另一个小工厂,打扣眼、缝上纽扣。她们是计件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报酬。
“他对我说,‘你的指头是一直发痒,还是偶尔才痒?’”
米尔德里德停顿了一会儿,女人们都不说话,等着听最关键的部分。
“我说,‘不,大夫,只有用它撒尿的时候才发痒’。”
女人们哄然笑了起来,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一个瘦小的十二岁女孩走了进来,她的肩上担着一根长竿子,两头挂着水杯和啤酒杯,大大小小一共二十个。她小心翼翼地把竿子放在工作台上。杯子里装着茶、热巧克力、清汤或淡得像白水的咖啡。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杯子。她们每天早晚各一次拿出一个或半个便士,让这个名叫艾莉的女孩去隔壁的咖啡馆装满这些杯子。
女人们喝着自己的饮料,伸一伸胳膊和腿,揉揉眼睛。艾瑟尔想,这工作虽说不像挖煤那样辛苦,但也十分累人,你得在机器前弯着腰,眼睛紧盯着针脚一连干上好几个小时,还不能出任何差错。上头的老板曼尼?利托要检查每一件成品,若是发现哪里缝得不对就不付报酬,但艾瑟尔怀疑那些有问题的服装也照样被他一并发走。
五分钟后,曼尼走进操作间,拍了拍手说:“好啦,开始工作吧。”女人们把杯子里的东西喝完,又坐回长椅上。
大家都说曼尼是苛刻的监工,但并不是最坏的。至少他没有揩姑娘们的油,占她们的便宜。他三十岁上下,长着黑眼睛、黑胡子。他父亲是个裁缝,从俄国老家来这儿,在米尔安德路上开了一家店铺,专门为银行职员和证券经纪人的跑腿缝制便宜的外套。曼尼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生意之道,开始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
这场战争给他带来大笔生意。从八月到圣诞节,数以百万的人自愿参军,这些人全都需要军装。曼尼雇用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缝纫女工。幸运的是艾瑟尔在泰-格温时就学会用缝纫机了。
艾瑟尔需要找份工作。虽然她已经买了房子,还能从米尔德里德那里收到房租,但她必须攒些钱,以备生孩子的时候用。但找工作的遭遇让她既沮丧又愤怒。
各种新工作都面向妇女,但艾瑟尔很快就看清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一份男人每周能赚三到四英镑的工作,女人只能拿到一英镑。即便如此,女人还不得不忍受敌意和迫害。男乘客会拒绝向女乘务员出示车票,男技师会往女技师的工具箱里倒机油,工厂大门边上的酒吧不允许女工进入。最让艾瑟尔愤恨的是,同样是这些男人,如果看见一个女人带着的孩子穿戴破旧,就会说这女人懒惰无能。
最后,她只得忍气吞声,勉强在一向雇佣女性的行业里寻找机会,并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制度。
她揉了揉后背。预产期就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她眼下这几天就该停止工作。挺着个大肚子踩缝纫机很不方便,但她发现那种要吞噬她的疲惫感才最难受。
又有两个女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手上缠着绷带。缝纫工经常被机针扎伤,或者在修剪工件时让锋利的剪刀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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