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赵丽宏,上海崇明人,中国当代散文作家、诗人。有《诗魂》、《爱在人间》、《人生遐想》等多种散文集行世。
死之余响
有些情绪,用文字是很难描绘出来的,即便是语言大师,恐怕也未必能随心所欲,把所有的情绪都真实而又形象地记录下来。我很钦佩作曲家,他们手中掌握的音符的表现力,远在文字之上,有时候文字只能状其皮毛,音乐却可以揭示内核,把复杂情绪的波动、回旋、变化、撞击奇妙地再现出来。这是由内而外的再现,有如泉水从曲折的岩洞中喷涌而出。当水花晶莹地四溅时,人们听到了水石相叩的丰富的音响,每个瞬间的音响都不会重复,它们由远而近,由微弱的呜咽发展成浊重的轰鸣,你可以从中想象水流的经历,想象那岩洞的逶迤窄暗,想象清澈的泉水在冲出幽禁黑暗之后的狂喜……这一切,你是听到的而不是看到的,是音乐给了你具体而又真切的联想。
譬如死,这是人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一课。这是一个休止符,生命的乐章到这里便戛然而止了,从此以后,所有的一切都消失,没有声音,没有色彩,只有谁也无法体会的无尽的黑暗和无底的深渊。很多作家写过死,描绘得很具体,渲染得有声有色,对于没有经历过死的读者们来说,大概也无所谓不真实。不过总会有疑问产生,我少年时代读小说时,便常常这样自问:“真是如此么?写书的人自己没有死过,怎么会知道死者死时的感受呢?”结论是:都是编出来的。后来听到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死之舞蹈》,我的灵魂却受到了震动。这位曾经写过许多优美的小夜曲的音乐大师,居然用音符为死神画了一幅活动的肖像。在沉重而怪诞的旋律中,我仿佛看到了一个飘然起舞的黑影,那舞姿僵硬拙笨,每一次摇晃都展示着凶兆。他也伏地扭动,痛苦万状地扭动,白骨和白骨在扭动中碰得格格作响。黑影愈舞愈疯狂,终于被一阵风暴撕裂,裂成千千万万块碎片,如同一群黑色的乌鸦,沉默着展翅朝天空飞去。它们占据了天空,并且放声歌唱了,歌声并不是世间乌鸦那种令人心烦的聒噪,而是优美平静的叹息,像深秋的寒雨,一滴一滴疏朗而又均匀地落下来,落在遍地黄叶的原野上,激起悠长无尽的,激动人心的回声……
圣桑为我描绘的死神并不可怕,也不可憎,倒有点令人神往,其中有一种浪漫美妙的诗意。这和世人闻之色变的那个死神完全是两码事。唉,圣桑写《死之舞蹈》时毕竟也是个会说会笑的大活人,和作家们一样,他也未曾尝过死的滋味。也许,用一张黑纸或者一盘无声的磁带来描绘死神更好,在冥冥之中,无形的死神默默地跳着谁也看不见的舞,无法预料他将在哪一个男人或哪一个女人的身边停下脚步……
愈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愈是吸引人的注意力,这大概也是人类高明于其他生物的特点之一。死,作为一种必然的生理归宿,使很多人望而生畏,没有多少人乐意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个动词连在一起;然而作为一种话题,死,却总是受人欢迎的,用悲伤、哀悼、同情、惋惜或者幸灾乐祸的语言谈论别人的死,可以消磨那些寂寞的时光。
我很难忘记我在旅途中的一次关于死的闲谈。那是几年前在南方某地的一个小旅馆中,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同室的四个人相对而坐,一起看着窗外寂寥的夜色默不作声,气氛很有些尴尬。中国的小旅馆习惯了把素不相识的人硬塞到一间屋子里作伴,于是那些生性腼腆孤僻的人便有罪可受了。好在同室的别外三位都是走南闯北惯了的小旅馆常客,很快便找到话题打破了尴尬的局面。话题是缤纷的,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那几位似乎都想炫耀一下自己的见识。但他们的话题引不起我的兴趣。这时,门外旅馆女服务员的一只半导体收音机里突然大声放起了音乐,正巧,是圣桑的《死之舞蹈》。音乐不客气地从门缝里钻出来,几乎淹没那几位兴致勃勃的声音。
“倒霉,放这种死人音乐!”
睡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人忿忿地嚷了一声。他的抱怨使我大感兴趣,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知道,是《死人跳舞》。”中年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后,又补充道,“那是听我的一个邻居说的,他是个医生,不知为什么老喜欢听这号小曲,知道这曲儿叫《死人跳舞》后,我一听见它心里就发毛,背心里直起鸡皮疙瘩。为啥?这曲儿让我想起‘文革’中那些个跳楼自杀的人。”
“你见过跳楼的人?”另一位房客插进来问道。
“见过!离我家不远有一幢大楼,人称自杀大楼,‘文革’中有十几个人从这楼上跳下来。我亲眼就看见了四个。有一个老人摔折了腿骨,白花花的骨头从脚弯里戳出来,戳穿了裤腿,老人还没断气,手指还一颤一颤往地里抠。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人山人海,就是没有人来救他,眼看着他躺在地上死过去。看热闹的都说这老头准是畏罪自杀,可等收尸的把老人抬起来时,他的手心里飘下一张白纸来,纸上是三个血写的字:我无罪。听说这老人是个教师,教了一辈子书,真惨了。还有个年轻轻的女人,也不知道是干啥的,半夜里从楼上跳下来,摔破了脑壳,脑浆整个飞出来,溅得满地都是……”
中年人声音幽下来,再也不往下说。过好久,才有人打破了沉默:“唉,真作孽!‘文革’中自杀的人太多了,我也见过好几个,有服毒的,有投河的,有吸煤气的,也有吊死的。我们那里的一所医院里有个老中医,挺出名的,外省的人都来找他治病,‘文革’一开始,他就变成了特务,天天戴高帽子游街,老医生活不下去了,自杀啦……”
“怎么自杀的?”
“是服毒的吧?他是医生嘛!”
“不,是用衬衫把自己勒死的。他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哪里找得到毒药,连裤带也被收了去。夜深人静后,他脱下衬衫,撕成一条一条,搓成一根绳子,绳子一头系在床架上,一头套在脖子上,两只脚也无法悬空,不知怎么就自己把自己勒死了。”
“唉,说起上吊,我在‘文革’头一年见到过两个上吊自杀的人,那场面才叫壮观。也是老人,两个,一对老夫妻,男的八十三岁,是一位著名技术权威,从前一家老小都在美国和加拿大,解放后,他带着老婆回国参加建设来了,把儿女都撂在了国外。‘文革’一开始就搞到了他头上。抄家抄了三天三夜,财产家具整整运走了八大卡车。那帮抄家的爷儿们也实在缺德,从箱子里翻出儿女们从国外带给老两口的寿衣,硬逼他们穿上,大伏天,穿着厚厚的大袍大褂,人不人鬼不鬼的,满身大汗地被牵着游斗。小孩子跟在后面朝他们身上扔西红柿皮、煤球灰。几个钟点游斗下来,老夫妻俩全瘫了。你想,你们受的西方教育,一直被人敬重,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屈辱。他们住宅的窗户面对着一条最热闹的大马路,第二天早晨,这条马路交通堵塞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到这条马路上来看热闹。看什么?看两个上吊自杀的人!这对老夫妻想得绝了,打开了窗户,把绳索系在窗框上,然后将绳索套在颈脖上往窗外跳,这样人就悬挂在窗外了。老夫妻俩身穿着宽大挺刮的寿衣,双双悬挂在大马路上空,就像两面迎风飘扬的黑旗。这场面,我死也忘不了。成千上万人站在下面抬头向上看,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只听见一片轻轻的啧啧声……”
屋子里又是一阵静默,过一会,又有人开腔了:
“这些自杀的人,真得有些勇气才行。我佩服他们。你们不把人当人看,我就死给你们看!有种!那些窝窝囊囊活着的人,真该向他们学学才对呢。”
“你这话怎么讲?‘文革’中窝窝囊囊活过来的人太多啦,要是都去自杀,中国恐怕要死一大半人呢!我们那里有个京剧团,‘文革’开始后,团里有一半演员挨批挨斗,斗得可惨了,有的被剃光了头,有的被打折了腰,从前被人喝彩捧场,现在天天冲厕所扫马路,还时不时要低头下跪地请罪,你说窝囊不窝囊。可他们还是活过来了,现在一个个又都名气响当当了……”
“不,也有例外的!我就听说过一个女演员自杀的事。也是个唱京剧的,才二十几岁,‘文革’前,刚开台唱得有点红,很多人捧她。后来被斗得一塌糊涂,还被关进了‘牛棚’。一天,看‘牛棚’的突然发现她越窗逃走了,到处找也找不到。第二天才在剧团的化妆室里找到了她。她换上了大红缎子的戏装,头上戴着凤冠,脸上还精心化了妆,就像从前上台之前一样。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了,是用剪刀剪开了动脉,鲜血浓浓地流了一地……”
隔壁有人开自来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听起来惊心动魄。不言而喻,大家都从这声音中联想到那流了一地的女演员的血……
“哦,可怕,太可怕了。”
“听说外国有专门介绍怎样自杀的书,我们中国大概没有翻译过。看来自杀并不需要指导的,只要你抱定心思想死,总会想出办法来。假使把‘文萆,中自杀的人死法写成一本书,大概比外国的《自杀指南》还要丰富。是不是啊,你们说呢?”
说这段话的那位想用他的幽默来冲淡屋子里肃穆的气氛,但是没有人被他的幽默感染。接他话碴儿的那一位语气依然肃穆:“说得不错,只要想死,总有办法。我老婆单位里有一个小青年,不知怎么成了‘现行反革命’,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审讯了两天两夜,不给吃也不给睡,把那小青年弄得精疲力竭。可那帮搞车轮大战的专案人员有吃有睡。一个个精力充沛,怎么也不放那小青年过门。好,想出了新花招,用麻绳把小青年两脚一捆,倒吊在房梁上,叫做‘倒挂金钟’,这倒挂的钟非响不可。可那小青年偏偏是个犟牛,硬是一声不吭,专案人员把门一关扬长而去,临走留下话来:什么时候招供,什么时候放你下来!过几个小时进门一看,那倒挂着的小青年死了,自杀了!他的死法谁也没有预料到——他的脚吊在房梁上,下垂的双手正好够得着地上的一张写字台,台面上有一块玻璃板,他把玻璃板砸碎了,用一块碎玻璃抹脖子,割断了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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