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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弯的树枝 狂飘突进的民族主义（第1页）

——民族主义思潮

一把双刃剑

我有两个黄色的棉布钱包，是在北京最热闹的旅游景点——什刹海酒吧街的摊上买的。一个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另一个印着“全世界必须说中文”。

生产这样的商品，是为了刺激眼球赚钱。不知别的国家是否出售这种商品，印象中没有。这两个钱包，给下面几位学者的话作了生动注脚。

许纪霖在2010年8月号的《读书》杂志说，最近10年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狂飘，从反西方与反启蒙出发，发展为崇拜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

资中筠在2010年7月5日的《经济观察》报说，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社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徐友渔在2010年7月号的（领导文萃》杂志说，民族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社会最为喧嚣的声音。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坑蒙拐骗态意妄为，鼓吹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作秀、捞钱和升官的伎俩。民族主义的各种口号，没有独立的、内在的、与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相关的价值。

2010年9月18日，北京的《新京报》发表易中天与李泽厚关于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话，两位直接提出中国已经出现纳粹思潮，应当警惕。李泽厚说：“中国龙主宰世界”的民族主义一旦和民粹主义结合，就非常危险，它将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厉行专制。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个危险。易中天说：现在要是有人提出和日本、美国干一仗，他们都群情激昂，都愿意。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反对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的“纳粹倾向”，我举双手赞成。

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的格局寿终正寝，两大阵营各自坚持的意识形态丧失了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世界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是全球化加速，民族和国家的界限逐渐消融（如欧盟）；二是民族主义趁势而起，呼啸登台。

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中说：“民族必须具备的条件应该是一种自然特性，这种自然特性从血缘中产生。”1

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特点，而且缺乏价值内核。民族主义有如万花筒，旋转一次，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它是一种思想化合剂，发挥凝聚整合功能，抵御外辱，保卫本民族正当权益；有时，它又变成海洛因，使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之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正如王逸舟所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

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用英国学者盖尔纳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族一国。

庞大的苏联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境内的车臣要求独立建国。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独立。加拿大魁北克省法兰西民族后裔要求独立，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族要求独立，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这些诉求都是基于一族一国的原则。

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边界不与国家边界重合，这就导致了忠诚于本民族和忠诚于国家之间的冲突，使人类陷入困境。毋庸置疑，这个趋势对中国也造成了威胁。就此来看，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同时也在刺激少数民族一族一国的政治诉求。

我国宪法的序言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2显然，这里是从批评的角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

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和耻辱感。民族主义常常是一种受自卑感折磨的人的过度反应，类似压弯的树枝反弹。“对自己实有的或是想象的美德的夸大，而对别人的荣誉、快乐和成功则充满了怨愤和敌意。实际上，18世纪的德国人对于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的感觉，就具有这一特征。”3

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在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说，民族主义演化至今，逐渐丧失了个体主义原则，转变为集体主义原则。人民变成空洞的概念，个人的选择自由和批判精神消失了，个人对集体完全驯服。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丧失了曾有过的血肉联系。民族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的甚至是极权主义的，领袖高度专制，一切强调服从。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无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杀人放火甚至发动战争，都是天然正确不容置疑的。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民族主义膨胀很能说明问题。

格林菲尔德的研究成果，或许可以诊释上述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民族主义，他们赞成全球范围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宣言》的名言是：“工人没有祖国”。4

在中国，民族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民”和“族”两个字在古代文献中都有，但一般指百姓和宗族，没有近代民族意义，而且两个字没有结合起来使用。谈到民族问题时，常用“蛮”、“夷”、“洋人”等词。“民族”一词最早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东籍月旦》一文时，从日文直接引进的。1903年，梁启超又从德国学者布伦奇里（Bluntehli。J。K）那里引进了民族定义。这就是：同居一地，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这个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被中国学界使用。

清末，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时，反对排满，主张满汉一家。他从这个概念出发，又提出汉、满、蒙、回、藏各族合为一个大民族。康有为建议给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命名为中华。康有为说：我国“自古皆称中国。今东西国称我皆曰支那……或即中华之转（音）也。今定国号，固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5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自此诞生。

近代中国连续遭受西方侵略，亡国的利剑高悬在国人头顶。提倡五族合一的首要目的，是促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中国的民族主义亦由此诞生。保国保种，追求民族独立，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课题和最重大的任务。

自辛亥革命起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战胜了外侮，实现了民族独立。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亡国灭种的危险不复存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付诸实现。

但是，90年代之后，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这是为什么呢？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且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80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飘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激烈的反西方言论

何新最早在1990年提出，要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反击西方颠覆阴谋。萧功秦也在稍后提出，应以民族主义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资源。

《战略与管理》在1994年和19％年分别发表两组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有学者提出，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重新蔓延，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选择。

季羡林在1992年8月撰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从21世纪开始，东方文化将主宰世界。季先生还发表一系列文章说，西方国家要克服自身问题，必须依靠中国的思想资源。1994年创刊的《原道》公开申明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稍后京沪分别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文化民族主义，提出中国文明优越论。

以上这些讨论，是在知识分子圈内进行的。徐友渔说，这是上层的民族主义。

1996年，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宋强、张藏藏、乔边等著），据说发行300万册，骤然掀起大众民族主义情绪狂潮。徐友渔说，以此为标志，民族主义进入下层民粹层面。

这本书是在什么背景下问世的呢？1995年6月，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实现所谓“外交突破”，遭大陆猛烈反击。1996年3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同月，美国派遣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出现对抗风险。这一年夏天，《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本书显然是针对美国来的。海外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引起世界注意。

此书一出，出版界的商业炒作立即跟进，《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就是要说不》等十余种“说不”著作纷纷问世。一时间，“说不”成了时尚，谁要不说不，就有被视为“二毛子”、“三毛子”的危险。

《中国可以说不》的创意来自盛田昭夫与石原慎太郎1989年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的内容，是把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和周边全是敌对势力的受困心理，改换成情绪化的顺口溜，挑动那些见世面不多、理性欠缺的年轻人脆弱敏感的神经。

对外来压力进行有理有据的抗争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该书提出的口号却走火人魔，“发炎红肿”。请看这本书提出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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