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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村印象（第1页）

一阵雄鸡的啼叫将我唤醒了——只不过是醒了，却未睁开眼睛。以为自己仍在睡梦之中。

我躺在四川蒙山地区一个茶村里的一户茶农家的床上。那是一张很旧的结构早已松动了的床，显然是由乡村木匠做成的。少说也该用了三四十年了。在床的对面，并排放着三只木箱，看上去所用的年头比那张床还要长久。木箱上是一床棉絮和几摞旧衣服。

这个蒙山地区的茶村，乃是友人的家乡。

我是打算为自己寻找一处远避都市浮躁和喧嚣的家园而来到此地的，并且已在我朋友的家园——确切地说，是在他哥哥嫂子的家里住了三天了。我朋友的老母亲和他的哥哥嫂嫂生活在一起。

朋友没骗我，这个茶村，果然是我喜欢的地方。此地海拔千余米，四周环山，皆小峦，植被茂盛葱茏。不至山前，难见寸土。那绿，真是绿得养眼！又因此地多雨，且多于夜降，晓即停，昼则晴。故那绿，几乎日日如洗，新翠欲滴。我已钻入过近处的山，是的，植被厚密得非钻而不能入。小径还是有的，是茶农们砍竹砍树踩出来的。然而最长的小径，也仅到半山腰而已。估计在山顶上，连茶农们的足迹也是没太留下过的。

该茶村虽也是村，但和北方以及中原地区的村的概念大相径庭，家宅极为疏散。茶村被一条路况较好的水泥路劈成两部分，而每一部分，又要相邻的两三户人家为一个小的居住单元。这样的一些小的居住单元，东一处西一处，或建在路边，或建在山脚，其间是他们连成一片的茶地。

茶农较之于中原及北方地区种庄稼的农民，其收入毫无疑问是有了极大提高的。首先是茶树不至于使他们的汗水白流，更不会使他们年底亏损。而且，每天采下来的茶，都可以到几里地以外的收茶站卖掉，转身回家时兜里已揣着钱了。茶农好比是采茶工人，不是按月开工资，而是每天开工资。钱多钱少，由茶的质量和数量而定。若谁觉得自己今天兜里揣回家的钱太少了，那么就只有要求自己明天早起点儿，手快点儿了。

清明当月的原茶价格最贵，每斤当日采下的茶尖傍晚可卖到三十元，甚至三十五元。据说，有的采茶能手，一天可采六七斤。而有的人家三四口人全体出动，几乎终日不歇的话，每天竟可采够三十几斤，日收入近千元，或千余元。采茶能手不再是采茶姑娘。此村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得很好，以三口之家最为普遍，而且下一代又确实多为姑娘。但清明当月，茶农们的大小姑娘，都在学校里上学，采茶之事不太能指望得上她们。她们的父母也都不愿为了多挣些钱而影响她们的学习，所以如今村里的采茶能手，反而尽是姑娘们的中青年父母了。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也根本不能成为采茶能手了，因为采茶是一件需要好眼力的事情。我曾帮友人七十四岁的老母亲采茶。茶尖老人家已经是采不了了，我的眼力也不行。我帮老人家采大叶子茶。大叶子原茶最便宜，每斤才七角几分钱。我帮老人家采了两个多小时，估计才采了二两多一点儿，以钱而论，只不过挣了一角几分钱，还不够买半个馒头。但我已是汗流浃背，头晕目眩，颈僵而又臂酸了。我只得请老人家原谅，讪讪地逃离茶地，回到她家，替主人们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去了。

清明当月，有那心疼父母辛苦的小儿女，也会同父母一起四五点钟便起床离家。那时天刚亮，但是已能看得清新绿的茶尖了。小儿女们帮父母采两三个小时茶尖，然后赶回家匆匆吃口饭，再急急忙忙地去上学。那两三个小时内，采得快的小儿女，也是能帮家里挣五六元钱的。茶农们一年的收入假如是一万元的话，清明当月所挣的钱，至少在三四千元。清明当月，对于茶农，是黄金月，也是他们的感恩月。在那一个月里，白天家家户户几乎无人。但凡能劳作的家庭成员，都会争先恐后地终日忙碌在茶地里，都会要求自己在挣钱的黄金月里为增加家庭收入而流汗、出力。

茶树是这样的一种植物，在适宜其生长的土地上，在多雨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在湿度较大的环山区域，人越是勤快地采摘，它的新芽也便一茬接一茬高兴地奉献不停。仿佛人采它，恰恰体现着对它的爱心。仿佛它是一种极其渴望被爱的植物，而不停地长出新芽是它对茶农的报答。

清明当月，又可以说是一个累死茶农无人偿命的月份。

在那一个月里，从天刚一亮到天黑为止，茶地里远远近近尽是茶农们悄无声息的身影。他们迈进家门只不过为了喝口水或吃口饭。

那一个月里，茶农们全都变得话少了，累的。即使一家人，能不说话就明白的意思，相互之间也都懒得开口说话了。卖茶回来，他们往往倒头便睡。在梦里，也往往还采茶不止呢！

过了清明，茶价一路下跌，即使茶尖，也由三十几元一斤变成二十几元一斤再成十六七元一斤了……

我住在茶村的这几天，每斤茶尖已降至十四元了，而大叶子茶，已降到六角一斤了。幸而这几天夜里阵雨颇多，拂晓则晴，茶叶的长势，仍很喜人。茶农们，也就仍像清明当月那样早出晚归，被鞭赶着似的勤采不止。无论原茶价格已多么便宜，采，当日便多多少少有些收入，不采，便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在他们眼里，一畦茶秧所新生出来的，分明是一枚枚的钱币啊！白天，我已经难得见我友人的哥嫂和老母亲一面了，只有在晚饭桌上，我才有机会和他们说上几句话。白天，我等于是他们家的看家人，也是整个茶村唯一的一个悠闲的男人。从七月份到年底，他们大约还是闲不下来的。只有冬季的两三个月，他们劳累的身体才得以歇养一段时日，而那也正是茶秧“冬眠”，不再发芽长叶的季节。昨天，老妈妈在晚饭桌上告诉我，她和儿子儿媳三人，一天采了十三四个小时，共卖得三十五元多。她儿子用那笔钱，为我买回了一只十来斤重的大公鸡，而今天晚上一定要炖给我吃。老妈妈说得很高兴，仿佛用她和儿子儿媳十三四个小时的辛勤劳动为我换回一只鸡，是特别有理由高兴的事。但是她后来吃着吃着就打起了瞌睡，饭碗也差点儿失手掉了……

我正是被那一只单独关在笼中的大公鸡啼醒的。

我站在二楼的廊上，看了一下时间，才六点多一点。我眼前，远远近近，尽是茶农们的身影。茶农们采茶那一种劳动，决然是悄无声息的劳动。

二楼的一张桌子上，铺了块塑料布，而塑料布上，已摊着不知是谁采回的一些茶芽了，大约有二两。我情不自禁地将那些茶分成了两份；接着又将其中的一份分成了十等份。我再数其中的一小份，共二百九十几枚新芽。那一小份约一两，时价一元四角钱。那一元四角钱，要由近三百次采放的动作才能挣到……

友人其时打来了电话，问这茶村是否符合我的“家园”理想？

我嗫嚅着不知如何回答，放下电话竟想到了民间对我们文人惯常所讥的一个词，那就是——“酸臭”。

这一天主人们回来得较早，因为要为我炖鸡。

老妈妈又采了满满一大背篓大叶子茶，一进门就让我帮她称一称——十二斤多，值七元多钱。

七十四岁的老妈妈于是欣慰地笑了，紧接着她背起茶篓就去卖。我要替她去卖，她拒绝了。她说卖茶是她一天中最高兴的事。我陪她出门，七十四岁的老妈妈又对我说：“儿有女有，不如自己有。万一我哪一天病了呢？我要趁现在还能采，抓紧时间为自己挣下点儿医药费，免得到时候完全成了儿女的负担。”

望着老妈妈佝偻着身子背着大背篓渐行渐远，我心亦敬亦悲……

回到屋里，我将所带的几千元钱，悄悄掖在老妈妈的褥子下。我想，我的老母亲已去世了。就算友人的这一位七十四岁的老妈妈是我的一位干妈吧，那么我的做法岂不是很自然吗？

我又想，我们中国人，其实都该算是神农氏的后人。全人类的财富，最初都是由土地所得的。只不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还有一位七十四岁的老人家，如此这般接近本能地辛劳着，令人难免会产生一种古代感。而她的身上，在我看来，还似乎有着一种超农的神性。那神性使我这种到处寻找所谓“精神家园”的人反而显出了精神的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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