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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这一职务。有天晚上，我去找丁玲同志商量，也想请她向上级党委帮我说说话。丁玲同志听了我的讲述后，她说田间、康濯也找她谈过，也是不愿担任职务。她开玩笑说：“你们都不愿意当官，就我愿意当所长这个官。文讲所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同一级别，都是所长。”她说搞创作的人，一般都不愿意担任党政工作，都怕耽误自己的业务学习和创作。这一点她很能理解，因为她自己就有这样的矛盾。从她个人的愿望说，她愿意继续搞创作。如果不担任作协的这些职务，几年内，至少可以再写一两部长篇。可是，要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不是靠少数几个作家，写出一两部作品就能办到。从长远观点看，必须依靠广大青年作家，她就是想到这些问题才想通的。她说担任党务行政工作，或多或少总要影响自己的业务，如果这叫“牺牲”的话，终归要有人作出点“牺牲”。我记得那天晚上谈了很久，她没有对我辞职的打算正面回答，不过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想，这样一位大作家，为了整个文学事业可以暂时“牺牲”个人创作，我这么个小萝卜头还有什么价钱好讲呢；我当然只能打消辞职的念头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永不消逝的活力（2）

马加：列宁说过：“如果我们看到是一位真正伟大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们生长在中国革命现实的土壤中，其作品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丁玲同志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

1957年反右斗争后，丁玲同志下到了北大荒。经过严峻的考验，写出了新作《杜晚香》。

人们一提到北大荒，那是意味着什么呢？一片原始的森林，一片荒草地，一片漂泊水甸子；夏天的蚊子打成团，冬天的风雪刺骨，是多么荒凉。但是北大荒也有它欢乐的一面。《杜晚香》里这样描写：七月的北大荒，天色清明，微风徐来，茂密的草丛上厚厚地盖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一望无际的黑色土地，成排的拖拉机群，整洁的农场和灯火灿烂的文化宫，高音喇叭唱着歌。这沸腾的北大荒，又是多么使人向往呵！

把荒凉的北大荒，改变成欢乐的北大荒，需要有一个过程，那就是劳动的过程，劳动能够创造世界，也能够改造世界。我们看看书里描写生产队那些劳动场景：快下车，砍木头，割草，割条子，盖个窝棚，安家落户，开垦荒地，播种……正如当年359旅开进南泥湾一样，在密林深处安家，向荒山秃岭要粮，像杜晚香这样的劳动人民，就是带着南泥湾的精神来开垦北大荒的。

丁玲同志这次到北大荒，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北大荒结了缘分。她喂过鸡，喂过猪，做过一般农活，她了解杜晚香。她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如同山间溪水，形成天然的交响乐。

前年，丁玲同志来到沈阳讲学，她讲到美国访问时，一位美国记者蓄意问丁玲同志说：“请您谈谈：对于一个作家喂鸡，你有什么看法？”丁玲同志正义地回答：“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喂鸡，作家为什么不能喂鸡呢？”丁玲讲话结束时，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有的青年把丁玲同志包围起来，请她签名留念。

骆宾基：我们今天这个会，依我个人来看，不仅要总结过去，研究丁玲在国内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必然会对我们中国的革命文学的未来产生影响！

因为丁玲的创作历程，代表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的方向。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这个盛会，就是由于此。这也关系到我们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未来的繁荣的！

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生命，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幸存下来，而“复活”了。丁玲以近80的高龄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香》以及许多散文，我都读过。我个人认为丁玲同志晚年的散文，超过了她自己在小说方面达到的境界。

最后我要谈的是丁玲对于我们中青年作家的关怀。

不久前在她发表的为自己散文集写的编后记里，却尽是向读者热情洋溢地推荐邓刚的作品，她给予刚刚出现于当代文坛的新作家这种鼓舞与赏识是很不平常的。可以看出她为我们祖国新的战友的出现，怀着多么高的欢欣情绪。

据说，在这篇《编后记》发表前后，丁玲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对于另外一个已负盛名的中年作家的作品，说过委婉而并不以为然的话。显然她是以两种态度来对待这两个作家的，这后一种态度，尤其是对一个已负盛名的中年作家来说，也是一种关怀，而且是难得的。因为在今天，有时是过分敏感的文艺界，属于“开罪”人的评论，是很少有人说的。这也反映了丁玲同志潇洒不羁的豪爽风格。实质上，一褒一贬都说明她对中青年作家的期望和爱护。是同样的关心，同样的爱护。赞扬前者，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一角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苛责后者呢？却是因为他避开今天的现实，而趋向于“消闲文学”的倾向。

杜宣：丁玲虽然是我的前辈，但我们毕竟还是同一时代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处境不同，我们却是共同经历着我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我们是有着共同的记忆的。

丁玲遭到的厄运，我是想不通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有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从事亚非作家会议的工作。这是亚非一带进步作家的组织，其中很多人读过丁玲的作品，研究过丁玲，比如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竹内好（已于1979年逝世），他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好朋友，因为有这段历史关系。他和我谈话就比较坦率。他对于丁玲1957年以后的遭遇很有意见，甚至影响他对我们党的看法。他认为丁玲入党后的作品，应该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她用倾泻的热情歌颂了中国革命。应该说她是中国党员作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她是真正的左派，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因此他对我们的政策发生怀疑，几次邀请他访华，他都表示还没到时候，如果他活在世的话，现在一定愿意来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永不消逝的活力（3）

接着就是十年###，我不知道将来史学家怎样来写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所谓“大革命”。在这十年中，我们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摧残和凌辱，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制止这场灾难，感到有愧，但毕意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结束了这场浩劫，这又使我感到庆幸。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丁玲20多年的沉冤平反了，她披着满头白发回到了我们中间。这些年来，丁玲写了不少文章，做了不少演讲，她从来不谈自己的逆境，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对她毕生热爱的党和祖国，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她的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考虑个人得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她的博大恢宏的襟怀，我引为学习的楷模。

杨沫：50年前，我就喜爱丁玲这个作家和她的著作。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曾像乳汁一样哺育我成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她对革命的忠贞，对光明和理想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都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陈登科：1951年，我才认识了丁玲，那时我到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和我第一次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叫你学文化是党对你的培养，现在把你送到这里来学习，还是对你的培养。”她叫我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要先做一个共产党员，而后做作家。丁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我得意的时候，她就要泼一盆冷水，当我失意的时候，她就会捧来一团火，热情地鼓励我。当我在文研所的学习行将结束时，她对我说：“你要继续留下来读书。”我说我在这儿学习近三年了，我应该到生活中去。丁玲就马上鼓励我下去，我一到安徽，就去一个工程队当教导员。这个工程队要建一个水库，我就参加了。我在实际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才几千字，题目叫《离乡》。其中写了一个老头子的心理活动，写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参加治理淮河，他为什么在家里呆不住而硬要到工地去。后来这篇小说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发表以后，有好多同志对这篇作品表示赞赏，他们说：“喂，陈登科，写得不错啊！你现在有很大进步啊！变化不小呀！”把我捧上了天，捧得我晕头转向的。后来，我到北京去看丁玲（我每次上北京都要去她家）。一进门，她就说：“陈登科，你那篇《离乡》我看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乐滋滋的，暗自想：“大作家一定要表扬我几句了。”于是就微笑着问她：“您有什么意见？”她说，“我看了你的《离乡》很难过，为你难过，也为我难过。为什么呢？你在文学讲习所学习近三年了，应该学到的东西你没学到，人家丢掉的东西你却从地上拾起来当做宝贝。”我一听这话，就像迎头淋上了一盆冷水，身子凉了半截，尴尬地缩回脖子，颓然坐在椅子上。就在此时，陈明出来解我的围了，他打岔说：“不谈这些了，喝咖啡，喝咖啡！”于是，我就喝起咖啡，咖啡一喝，僵局也就打破了。当气氛和缓下来的时候，我对丁玲说：“这样吧，我重写一遍。”丁玲说：“好啊！就住在我家里写。”我就住在她家了，住了十多天，写了一篇《黑姑娘》。写出来以后，我就像学生交卷子给老师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把《黑姑娘》交给丁玲看。丁玲看过之后说：“这就对了，你又回到你原来的道路上去了。”就是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丁玲对我如此关怀、爱护、培养、教育，但是在1957年，我也表态和她划清界线，也跟别人一样去批判她，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一大污点。1955年的时候，丁玲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我不知道。当时，省委告诉我，说###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我们的文教书记告诉我：“通知里没说开什么会，听人说，丁玲要受处分了。你到北京去，要看情况，不要乱讲话，我先给你打个招呼。”我一听，很不相信：暗忖“丁玲怎么会出问题呢？”一到北京，我就同往常一样去看丁玲，还带个朋友同往。一进丁玲的家门，丁玲就满脸笑容地和我打招呼，她说：“陈登科你来了。”我说：“我是来开会的。”她说：“你们就是开我的会呀。”我说：“开你什么会呀？”她说：“哎呀，你明天就知道啦，他们说我反党。”我一听急了，气冲冲地说：“谁说你反党，你怎么会反党呢？”此时，陈明出来打岔：“别谈啦，别谈啦，来，来，来，吃饭，吃饭。”晚上，我们吃过饭才走。

永不消逝的活力（4）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要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把我弄糊涂了。那次，有的人在台上批评丁玲提倡的“一本书主义”，等等。我在台下想，怎么冒出个“一本书主义”？我在文讲所学习三年怎么没听说过，丁玲也没对我讲过什么“一本书主义”。到了1957年，又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文学讲习所（鼓楼东大街103号）去，集中了一个多月，要我们检讨，要我们和丁玲划清界线。那时候检讨，我和徐光耀都是重点。所谓“检讨”就是上纲上线，把对方和自己，都臭骂一通。我检讨一次，两次，终于获得成功啦。为什么说成功呢？因为把我的检讨公开发表了，一公开发表，我就知道检讨过关了。我的检讨发表以后，我就回到省里，省里说，你的检讨我们看了，检讨过就行了，我们就不再追究啦。可徐光耀就不行了，他的检讨没被通过，人家不同意发表，回去后他就被划成右派，我没被划上。我那个检讨是违心的，我不承认丁玲反党，也不认为丁玲是个右派分子。但是，当时，我必须表这个态，必须和她划清界线。所以，这次我来这里开会，我就在想着一个问题，厦门大学开这个会议，原是我们文艺界拔乱反正应该做的一件事，但文艺界没做，厦门大学做了。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作为丁玲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厦门大学。我认为，从她的作品一直到她的为人，也有一个拔乱反正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认为，对一个人的看法，不能以人废言或者以言废人，我认为，对丁玲的作品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看待一个人应该全面。我想，研究她的作品，应该研究她同党的关系，就是要看一看她的《三八节有感》到《“七一”有感》，两者相距约40年。在这40年当中，她经过褒，也遭到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被打成右派后就到北大荒去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我没当过右派，但是我知道监狱的生活，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也坐过五年监狱，所以我知道监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今天在座的恐怕也有当过右派的，知道当年右派过的是什么生活。当年一被戴上“右派”这个帽子，一见到人，尤其是见到熟人，就要把头低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极少数的。“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特务”，彼此彼此，大家见了面就互相点一下头。此时“反革命”多了，就不以为奇了。在1957年，若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上了，那个滋味，那种精神折磨是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而丁玲一戴就是20多年，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这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她对党的感情并没有变，她始终把党当做自己的母亲，她的这种感情是经历过几十年的严峻考验的。

刘真：1956年，她被错打成了“反党集团”黑头目以后，我去看望她，她像没事一样，给我讲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多少年后我才明白，尽管别人冤枉她，她一定还会飞起来，不管有多少磨难，她是打不倒的。没有想到，她的道路是如此的艰险，1957年她又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时期又被关进了监狱好几年。我十分想念她，挂念她，不断地打听她的消息。在深沉的怀念和挂念中，一过就是二十多年。

1977年，我到长治去搜集彭总的故事，这时，丁玲同志还没有平反，住在长治郊外40华里的嶂头村；不经山西省委组织部批准，是不许人们去看望她的。长治市委对我特殊地开恩了，我说我去找她采访彭总的事，市委派车把我送了去。司机向一个孩子打听丁玲同志的住处，那个四五岁的男孩十分热情，他说：“你们找老丁吗？我知道，来，跟我来。”走到一个大门口，门关着，那男孩推开门，伸进小头脸喊叫：“老丁！有人来找你哩，你听见了吗？”

这孩子的热情和呼喊，使我明白了她和陈明同志跟人民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了，立刻，我的两眼涌满了泪水。这是个星期天的上午，陈明同志到北京去要求平反了，只丁玲同志一人在家。她拉上窗帘，正在电视机旁站着找节目，这是一台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我进屋，身后跟着一个陪同我的，还有个司机。来得很突然，丁玲同志不知道这是什么人来了，她在屋里的昏暗中摆着手说：“我不认识你们，不认识。”　。　想看书来

永不消逝的活力（5）

是啊！20多年来，有多少不认识她的人批斗她，揪她，推她，关她，所以她才有这样的回答。我走到她的身边悄悄说：“我是刘真。”她一把紧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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