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浪小说

第1部分（第2页）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永不消逝的活力123

杨沫：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

杜鹏程：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山区，受尽奚落歧视。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决不示弱。

最后一篇作品141

很长一段时间内，丁玲因为在30年代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这一段经历，遭到误解，蒙受诬蔑中伤。党性很强的丁玲，从不公开辩解。直到中央组织部作出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决定后，她才说：现在我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147

瞿秋白曾评论丁玲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自己理解这个评论：我正是这样的，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1986年3月，一面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覆盖在丁玲身上。

附：我怀念她153

附：风雪人间199

跋249

再版后记253

丁玲：我的自传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而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1904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1930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1936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1936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1975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198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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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序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想，延安时期与丁玲并肩战斗过的老文艺战士看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本书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自然，丁玲这次下去，和过去深入生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她到北大荒那年54岁，已经年老体弱了；第二，用丁玲的话说，这次是像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字”的。丁玲说：“过去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个靠近中央靠近首长的上层人物，我下去时，一层一层的大小干部总要欢迎我。请我讲话，问我要什么材料，向我汇报。我的劳动也很简单，无非是做做样子，既不出一身汗，也没有满身病痛。那时人们对我鼓掌、含笑，围着我的汽车。看大作家下来生活。1957年下去就不一样了，头上有一顶很大的‘右派’帽子，因此，人们虽然同样围着看我，却像是看猴戏一样，只是觉得新鲜奇怪罢了。”只要意识到这种天壤之别，我们就会想到，她面临的这场考验是多么严峻，她面前的历程是多么艰辛！

然而，在这场长达20年的考验中，丁玲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是作为胜利者走过来的。尽管这个胜利不免伴着痛苦和眼泪。“我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光明的处境里开阔出一条光明的路来”，丁玲曾这样鼓励自己，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以一个勇士的姿态做到了这一点。

这二十年，丁玲是怎样熬过来的，为什么能够熬过来呢？归根结底是她有信念。她始终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经得起委屈的考验”。“谁一见我都说这是个大右派、大叛徒。但我在内心始终认为自己还是个共产党员，我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她还说，“在那###的日子里，我是饱经磨难。好心人对我说：你死了吧，这日子怎么过？我回答：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我确信，丁玲正是依靠这坚强的信念才冲破一道道险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丁玲同志，是1938年在延安。那时我在抗大学习，才18岁，正是人们说的“红小鬼”。因为喜欢诗歌，我经常到柯仲平同志那里去，就在那里见到过丁玲，但丁玲同志并不认识我。日本投降后，丁玲同志来到晋察冀，我也只在一位朋友那里遇到过她。直到解放以后，我才与她有些接触。她的作品，我以前断断续续地读过一些，但那时年轻，理解得很粗浅。因此，虽然丁玲同志一向热情地鼓励我，但我却对她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加上年轻，脑子简单，这样，我也参加过作家协会批判她的###，也做过错误的发言。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抱歉。但是，1957年把她打成“右派”，我在内心中是有怀疑的。因为1955年她已经作为“反党分子”被打倒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她根本没有参加，没有任何言论，这时的批判，只是把老问题又拿出来升了一下级而已。我记得，那时丁玲同志一开始就有不祥的预感，她曾在会上说，我怕把我打成“右派”。结果还真的把她打成了“右派”。以后这颗怀疑的种子在我心里越长越大，老是困扰着我，我曾私下多次问其他同志：“你认为丁玲是反党吗？她什么地方反党呢？”经二十多年，这桩冤案才算结束了，丁玲同志又站到我们面前来了。当我听到她所受的种种磨难，真是万分痛心，肝胆俱裂！但也正是在这样严酷、这样漫长的考验中，使我重新认识了丁玲同志。老实说，如果思想不很坚强，像这样严重的磨难、是会令人怨愤的，是会令人心灰意冷的，是会令人悲观失望甚至信心动摇的，然而，我们的丁玲同志，不单对党毫无怨恨之心，而是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念，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也更加热情奋发了。当她回到党的队伍时，她曾经在文章中热情地喊道：“党啊，母亲，我回来了！”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也是“我感谢党！”我可以说，丁玲同志对党的耿耿忠心，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风范，强烈地感动了我。从她的言论行动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丁玲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血泪与风雨中走过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从丁玲复出到她逝世的几年间，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她的全部言行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这正是丁玲的伟大之处。他决不会像某些人，把永远难以平复的怨恨带入作品中，讽刺，挖苦，谩骂，不仅使自己失去正确的立场，而且影响读者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现实。

丁玲作为共产党员作家的另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她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笑枫同志经过实地调查，生动地再现出丁玲在北大荒的生话情景，充分体现了她的高尚品质。丁玲同志毕竟是老干部、老党员，她既有深入群众的决心，也有接近群众的本事。她不管头上戴着什么帽子，一到北大荒就立即以党员的姿态出现。介绍信没有写要她参加劳动，她硬是要参加劳动；领导要她去条件好些的地方，她硬是要到条件最差的地方去披荆斩棘；她关心青年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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