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你爸就这么说话?!你就把你爸当孙子骂?!我昨……昨天……”老袁气青了脸,两片嘴唇直哆嗦,他每回一急就结巴,看着想辩解什么,却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好了好了,不说了……”瘟猪不食,病狗不吠,别说上下的眼皮得用牙签棍儿撑开,连往常利索的嘴皮子都动不了了。我勉强吐纳着一口活气儿,拿起手上的汤包晃了晃,“别吃那屎烂的饭了,蟹黄汤包,我给你热一热——”
老袁这回听话比哪回都勤,还真就一口不进,抬手就把饭桌上的玻璃板给掀了——
玻璃板一碎为二,盛饭的瓷碗也四分五裂,那锅屎烂的饭,大半都泼在了我的身上。
低头看一眼身上的污秽,它们就如压死骆驼的那根软稻,我垮了,我哭了。我像燃尽最后一寸芯的烛熔软在地,再站不起来了。
“咱就不能不喝吗……妈被你醉酒撒疯给打跑了,你再倒下这家就散了,没了……我求求你,哪怕一次,哪怕一次你也心疼心疼我,行不行?行不行?”
“爸……”我喊他一声,泪再崩不住,哭得特别难看,“爸,做人好攰呀……”
九、因小祸得大福
我病了,但我特别高兴。
前天早晨我蹲在范小离的家门口,一点点把墙上的青苔与霉斑铲掉,像一只撅腚拱在食槽前的猪。小离她妈照常出门跳舞,嫌我挡了道,一迈腿就从我身上跨过去。
刷墙的活儿不算累,但这漆味儿呛得人嗓子疼。刷完新漆之后,我回到家里,被镜子里那张二十六岁的脸吓了一跳,两颊毫无生气地瘪着,眼珠微微犯浑,面色焦如枯草,憔悴不堪。
这场病来势凶猛,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烧到四十度,喉咙口始终有一把火,害我声带暂损,发不出一个字。
但我特别高兴。
那天我错怪了老袁,那通脾气发得不应该。我说过老袁曾是国营单位的小组长,虽是芝麻大小的一个官,但一点不妨碍他谙熟于国人在圆桌上的那一套。他无所事事就闲听八卦,听我们小区的门卫说起隔壁小区的门卫马上要回老家,看门的工作暂没人顶上,于是他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私藏的钱,托了门卫,请隔壁小区的物业一起下了顿馆子。
酒过三巡,耳酣面热,最后来人爽快拍板,我爸顺利得到了那份工作——还挺轻松,倒班看大门、收停车费,一个月能挣1450块钱。我本担心他的身子受不住,但他牛脾气又来,作出要掀桌子的架势,非去不可。
印象里老袁在家歇养了靠十年,而这十年里我就没病过,不是不病,是不敢病。一个人的强大与软弱如舌依着齿、筋连着骨,面对那些常被人称之为逆境的日子,我奋力求生,全身的骨头都倔强起来,可一点点幸福就把我击倒了。
虽然我丢了赖以养家的饭碗,虽然这一千来块钱抵不上每月万把块的医药费支出,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病了,好像终于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对我说:你可以歇一歇了,可以适当地自怜自艾、有病呻吟了。
我确定了我不是孤愤的狗、不是石头缝里的草、不是被摄去魂魄的肉身,我家的老东西还是很疼我的。
他想替我担一把。
第一天老袁与我分着吃了那三两蟹黄汤包;第二天他亲自下厨为我熬了一锅糖粥;第三天他扛回家一麻袋梨子,足足五斤,说是给我润喉。
蟹黄汤包被黎翘摔出车外,早就皮破汁流糊作一团;糖粥依然炖得屎烂,光看卖相难以下咽;卖梨的小贩坑老袁老迈又迟缓,五斤梨子烂了近三分之一。
但我特别高兴。
我把脸埋进热烘烘的被窝里,无比愧疚又踏实地安慰自己:待再懒个两三天,我就把春风引进门,再次顽强地出苗。
没想到在床上躺到第三天,吉良给我打来了电话。
还是上回那句话,黎翘要见我。
我敏感地意识到,事情好像有转机。
给大明星开车一个月,市中心的商业区摸得熟门熟路,即使开着雪佛兰进入那处豪宅,保安斜眼睨我,竟也不拦。
旁人还是站着,唯独黎翘正坐客厅。大狗伏于他脚边,他垂着脸,一只手揉压着狗脖子——我觉得这动作有点眼熟,好像那天在剧场里,他也是这么待我的。
被人当畜生看待固然不满意,可显然黎翘对我那天顶撞他更不满意,他慢悠悠地把视线从狗脑袋上移到我的脸上,冷着脸问:“你嘴不是挺厉害么,怎么现在不说话?”
我猛咳一阵,以破锣嗓应他一声。
“病了?”黎翘微微皱眉,“那天怎么回去的?”
我发不出声音,只得以两根手指做了个“提溜提溜”走路的姿势。
“走回去的?”黎翘一闭眼睛,又露出那种特别嫌弃的眼神,“我猜也是,是你这个蠢蛋会做的事情。”
这位爷喜怒无常,突然回心转意也就不那么难理解,我只得以不变应万变,甭管他说什么都尽往傻里笑。
“还想给我开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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