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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辞严义正，挽劝陶侃。尽管联军人多势众，但因苏峻乱军骁勇善战，以致建康平叛战斗并不顺利。温峤累战不胜，军中乏食，向陶侃借粮。陶侃不肯借粮，并为保存实力竟然提出要撤军西归。平叛伟业有可能因此半途而废。温峤恳辞挽留，并严正指出：“今之事势，义无旋踵，譬如骑虎，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返，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又经诸将劝说，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后峤将毛宝烧苏峻粮地，陶侃才决定留下继续与温峤并肩战斗。

5、创建庙、台，激扬斗志。当联军与苏峻相持不决之际，温峤创建行庙，广设坛场，并“亲读祝文，声气激扬，流涕覆面，三军莫能仰视。”对于鼓舞士气，效死决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苏峻因醉酒坠马被杀，温峤又立行台，布告天下，至者云集，为最后胜利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咸和四年二月，联军攻克石头城，奋威长史滕含（《资治通鉴》卷94成帝咸和四年条记为建威长史滕含部将曹据）抱成帝奔温峤船。历时一年四个月的苏峻之乱终于被平息。

咸和四年三月因平苏峻功，温峤拜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达到了他政治生命的顶峰。当时朝议欲留其辅政，但温峤“以导先帝所任，因辞还藩。”再次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的可贵精神。

咸和四年（329年）夏四月，在江州治所武昌，温峤因拔齿中风而卒，年仅42岁。

………【第四十篇　郗超】………

郗超（公元336…377年），字嘉宾，高平金乡（今山东）人，是东晋开国功臣郗鉴的孙子，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夫人是他的亲姑姑。郗超吸引人之处就是对他没法定性，无法把他归结为君子还是小人，他是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第三类人，在他身上，高尚与卑劣，残忍与温情都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人又爱又恨。

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后来出人郗嘉宾。”他十几岁入桓温幕府，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桓温为人英气高迈，很少有能被他推崇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事实也证明郗超的确才气过人，桓温的两次北伐，郗超均能准确推断战争的胜负，并提出有效的建议，可惜桓温没有采纳。肥水之战前夕，东晋派谢玄为主帅，朝廷中很多人反对，郗超和谢玄一向不友好，却力争谢玄为主帅，胜利后，人们既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又敬重他不因个人的好恶而隐匿别人的长处。

郗超是阴谋家兼野心家桓温的死党，桓温是想做皇帝的，为了这个目的，郗超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做尽了坏事，一次桓温和郗超商议，要除去朝中的一些大臣，奏疏写成后，当晚二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桓温起床后把奏章给谢安、王文度看，谢安一言不发，王文度看了以后说：“太多了”。桓温拿笔要删去，郗超不由得偷偷从帐中与桓温说话，被谢安讥笑为入幕之宾。桓温北伐失败后，郗超为了替他挽回声望，劝他废立皇帝，桓温历来想做皇帝，深以为然，于是历史最无耻的谣言在郗超的策划下产生了，他们污蔑当朝皇帝司马奕是*，太监之身，并说司马奕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美人田氏、孟氏私通，生下三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变皇家血统，倾移皇基。终于废掉了皇帝，另立了简文帝。

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去，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而忍耐一会儿吗？”

史书上记载郗超“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如此一个聪明绝伦，旷世豁达的人，却甘为桓温鹰犬，为正直之士所不齿，究其原因，郗超的出生门第不无关系。郗超的祖父和父亲虽位列三公，但郗家却是寒门，东晋建立初期，政局还不稳定，郗超的祖父郗鉴做太尉，为东晋朝廷立下汗马功劳，那时的郗家在社会上是有一定的地位和威信的，郗太尉要到王家选女婿的时候，王家子孙个个咸自矜持，都想攀上这棵大树，郗鉴死后，他的儿子是个平庸之辈，郗家的地位大不如前，逐渐被士族的王谢两家代替，王羲之的郗夫人曾经对她的两个弟弟郗愔、郗昙说："；王家见了谢安、谢万二人来了，翻箱倒柜，盛情招待；见到你们来了，平平淡淡。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郗超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出生，他要出人头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跟着桓温还能有个出路，何况他十几岁就跟着桓温，桓温对他恩宠有加，郗超是重感情的人，不管桓温要做什么，他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只可惜他虽是桓温心腹，和桓温的儿子桓玄相处不善，桓温死后，郗超就被免职，42岁时抑郁而终。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终于说到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此大方，原以为郗超顶多只能用掉几百万而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一天时间里把钱库里的钱全部分给亲戚朋友，所剩无几。郗愔听了，惊怪不已。

郗超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然大怒，说：“小子死恨晚矣”，从此不再悲伤哭泣。郗超对他父亲的拳拳爱护之心可见一斑，宁愿破坏自己在父亲心中的形象，也不希望父亲悲伤。

郗超对他父亲温情一片，对妻子却很冷淡，终身没有同房，他妻子也是烈女，在他死后，她娘家人劝她改嫁，她说和郗超：虽生不同床，死要同棺，终于没有改嫁。

郗超在世的时候王献之兄弟去见舅舅郗愔时，恭恭敬敬，非常注意外甥的礼节。等郗超死后，都穿着高脚木屐，神色傲慢。让他们坐，都说："；还有事情，没工夫坐。"；他们走后，郗公感叹道："；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郗超的努力终于没能挽回郗家的地位，在他死后郗家更加的衰落了！

………【第四十一篇　郗鉴】………

郗鉴（269…339）东晋大臣。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嘉祥南）人。少年孤贫，躬耕陇亩。博览经籍，吟咏不倦，以清节儒雅著名。晋惠帝时曾任为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洛阳陷落后，聚集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司马睿以朝廷名义，命其代理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守邹山。任职3年，治绩卓著。加官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东晋永昌（322…323）初，拜为领军将军。晋明市初即位，王敦跋扈，朝廷岌岌可危，委以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镇守合肥，作为外援。遭王敦猜忌，被表荐为尚书今。王含、钱凤叛乱败亡之后，被封为高平侯。迁为车骑将军，都督徐、兖、青3州军事、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不久，明帝死，与王导、卞壶、庾亮等并受遗诏，辅佐少主。进位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咸和（326…334）初，领徐州刺史。327年苏峻叛乱，攻入建康。率军渡江，与陶侃等奋力平叛。因功拜为司空、加侍中，改封南昌县公。后又讨平贼帅刘徵，进位太尉。

（1）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郗鉴，高平金乡人，汉献帝时御史大夫郗虑玄孙。郗虑是经学大师郑玄的弟子。据《晋书》卷六七《郗鉴传》，郗鉴“博览经籍”，“以儒雅著”，不改郗虑家风，属于东汉以来的儒学旧族。在两晋之际，从时尚考虑，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别显达，人物又不预挥麈谈玄之流，与王、裴诸族相比较，郗氏在士族阶层中并不属于很高的门第。

郗鉴起家，据本传说：“东海王越辟为主簿，举贤良，不行。”又据《晋书》卷五六《江统传》，东海王越于永嘉元年（307年）为兖州牧，以江统为别驾，委以州事。江统应东海王越之命，举郗鉴为贤良。这就是说，郗鉴通过江统，在政治上与东海王越有过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深固。洛阳沦陷后，郗鉴未南渡，与宗族乡党千余家保据峄山（邹山），受琅邪王司马睿委署为兖州刺史，三年众至数万。以后，郗鉴被石勒侵逼，始辗转南移，于元帝永昌元年（322年）七月退保合肥，时距洛阳之陷已是十一年整了。纪瞻荐郗鉴于晋元帝，元帝徵鉴为尚书，入居京都。

关于郗鉴南来，《晋书》没有明言其规模是率部还是举家。陶弘景《真诰》卷一五《阐幽微第一》注曰：郗鉴“永昌元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云云。从郗鉴南行先驻合肥，以后频繁往来于合肥、建康之间的情况看来，郗鉴率有流民是可信的。但南来流民大体上是屯驻合肥，未得过江。流民帅所率流民不得过江而至建康，这在当时是通例，不独郗鉴所部如此。所以《真诰》谓郗鉴“率诸流民来渡江东”，只不过笼统言之，并不确切。郗鉴以流民帅的身分，置流民于合肥而本人被徵入朝。徵诏郗鉴，这是东晋元帝表示对他寄予信任的一种姿态，当然也有羁縻而观察之的意思。郗鉴自不愿置其所统部曲于不顾，使自己丧失可恃的实力。所以他本人继续与所率流民保持联系，频繁地往还于合肥、建康之间。

郗鉴南来之时，王敦叛乱已经开始。王敦在京都改易百官，转徙方镇，并杀戮“南北之望”的戴渊、周等人。但是，默许王敦兴兵抗拒刘隗、刁协的士族人物，并不支持王敦篡夺东晋*，太原王峤、太原温峤、陈郡谢鲲等都有表示，甚至王敦从弟王彬也反对王敦。王敦只得暂还武昌，遥制朝政。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次起兵，乃移镇姑孰，屯于湖，有另立东海王冲的图谋。明帝惧王敦之逼，出郗鉴镇合肥，依其流民力量以为外援。王敦不愿郗鉴以流民为朝廷犄角，乃表请郗鉴为尚书令，郗鉴只得又返京都。这时距郗鉴南来刚过一年，但他已逐步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之中，成为影响东晋政局的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郗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徵。据下年（太宁二年，324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郗鉴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谋”之事，可知郗鉴所谋主要是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篡夺，也还没有坚决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郗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士族以外的流民。这是影响明、成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细细探索。

明帝时，东晋的兵力状况是十分困难的。拥兵强藩除王敦外，还有陶侃、祖约诸人。陶侃已被王敦遣镇广州，未能参预荆、扬事态。祖约在豫州，继统祖逖军队，屯驻寿春，这支军队历来不服王敦。《世说新语·豪爽》：“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逖）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原注：敦小字也）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尊经阁本汪藻《考异》注曰：“旧云‘王敦甚惮祖逖’。或云王有异志，祖曰：‘我在，伊何敢！’闻乃止。”但是祖氏与朝廷亦不相得，用祖约豫州之师以抗王敦，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几处强藩以外，东晋军既寡弱，又无粮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元帝为晋王（建武元年，317年），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晋书》卷七八《丁潭传》：“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营阵不充。”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前的材料。《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温峤上军国要务七条，“议奏多纳之”。其第三条曰：“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晋书》卷七〇《刘超传》，超入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超以其为义兴太守时的“义随”为宿卫禁军。《晋书》卷八八《孔坦传》，朝廷使吴兴内史孔坦募江淮流民为军。这些都是王敦之乱稍后的材料。王敦乱前乱后，朝廷军力军食艰难，既然都是如此，王敦乱中，情况应当也是这样。看来无兵可用，是东晋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就是尽可能征发流民。

（2）流民与流民帅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载应詹表曰：“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徵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扬州上游，豫州一带，亦有流民络绎南行，被东晋政府拦截于江北。《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附《西阳王美传》：司马差“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抚军大将军，开府，给千兵百骑，诏与南顿王宗统流人以实中州。江西荒梗，复还。”司马美“放纵兵士劫钞，所司奏免羕官，诏不问。”案西阳王羕纵兵劫钞之事。亦见《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永嘉时陶侃为武昌太守，“时天下饥荒，山夷多断江劫掠。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劫果至，生获数人，是西阳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贼……，羕缚送帐下二十人，侃斩之。自是水陆肃清，*者归之盈路。”西阳王羕左右诈为山夷以劫行旅，当即羕统流民以实中州时事。美还台后，流民南至江、荆之路始得通畅。《晋书》卷八一《刘胤传》：“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这是成帝咸和时事，明帝时当已有此形势。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徵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徒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徵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一个使之著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徵发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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