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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提拔重用应桂馨，甚至推荐他去做了孙中山的保卫。三、陈其美策划和实施了清末民初众多的暗杀事件，属于有案底的人。四、是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促使他翻供？答案当然是控制着上海军政两届的陈其美。武士英撤销了对应桂馨的指控，是谁想救他？似乎除了陈其美没人和他有这个交情。和应桂馨有交情就要保他吗？除非不想给宋教仁报仇。五、二次革命时，应桂馨趁乱逃走，二次革命本就是因宋教仁而起，为给宋教仁报仇而*袁世凯，怎么可能放走应桂馨呢，可他确实走了，放他走的人只能是陈其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如下可能漏洞最少，陈其美为争夺党内领导权，派“双料间谍”应桂馨（他还同时是北京赵秉钧的线人）收买武士英枪杀宋教仁，二人因有陈其美的保护，心下泰然，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接到袁世凯电令后直接督办此案，加上国民党方面的巨额悬赏，致使三日后此案即告破，应、武二人被捕。陈其美发现自己棋错一招，在惊慌之余，得知应桂馨还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入僵局，于是迅速搞定了已经痛快招供的武士英，令其翻供使应桂馨脱罪，并将矛头指向北京袁世凯。然后再将武士英暗杀，令此案死无对证。他一方面怂恿孙中山起兵讨袁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销毁了所有证据，将自己的恶行掩盖，因为有了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以至于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无法再继续彻查此案，因为一旦发现杀人者另有其人，那么无端挑起内战的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这个故事编的还算比较圆吧，可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较少的故事，我们能够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可能性真的发生过，只是笔者“以我之心度彼之腹”的猜测而已。

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十五章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3日，凶手被捕。

3月25日，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高层开会，在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是暗杀事件主谋，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反对共和的，是要走*的，于是力主武装反抗。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年近半百，可脾气之火爆，决定之仓促犹如回到了愤青时代。

手头那些证据真的指向了袁世凯了吗？指向袁世凯，除去武力就别无他法吗？南北议和之时，你都打不赢，现在国家初定，人心思安，你凭什么打呢？

孙中山的意见遭到了黄兴为首的许多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完全可以，起码暂时可以寻求法律方式解决，其实这才是共和的真谛——尽可能用合法的非暴力方式却解决问题。也许孙中山坚定的认为只要有袁世凯在台上，走回*老路就是必然，可我要说，他的认为至少在当时证据不足。

首先人家袁世凯接受了你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都不肯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度，民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项近代先进的法律法规得以制定和执行，其次，4月8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开幕，大家还在努力的在走*程序，袁世凯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未偏离共和的轨道，在这个时候煽动暴力反政府，其胜算又有几何？

不管胜算几何，孙中山已经煽动了，不管煽动没煽动起来，袁世凯已经知道了。本来就对*啦，宪政啦无甚好感的袁世凯此时更觉的“*”不是个好东西，吵来吵去，一件正经事也干不成。

正好此时袁世凯启动“善后大借款”，就是从国外银行借钱，当然条件是相当的苛刻，利息之高匪夷所思，还要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等等，不过换位思考一下，借钱给袁世凯政府本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买卖，他不够强大，尚不能政通人和，下面的人一不如意就想着暴力反政府，如果你借那么多钱给他，没有足够的收益你也不会干，可是新生的民国确实缺钱，所以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就签字认可了。这下捅篓子啦，国会不干了，第一，你这是卖国行为，国家尊严还要不要了？第二，你有什么权利不经国会同意就签字卖国啊？这中间，陆军总长段祺瑞替换有杀人嫌疑的赵秉钧出任代总理，对于议员们关于借款的质询题傲而不答，够二，极大的激怒了国会议员们，孙中山更是发去了措辞严厉的电报：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袁世凯一看，自我当了这个大总统后，你们这帮人这个那个的折腾了一年多了，我这个总统说什么都不算，什么都得让你们批准，现在倒好，直接让我下台，你孙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给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给面子，我就*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黄兴的陆军中将给我撸了，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给我免了，陈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了。

袁世凯共和信念本就不够坚定，再这么一推他，他就坡下驴，直接跟你翻脸了，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黄兴等奋起反抗，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孙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经走上法律程序，凶手已经被羁押的情况下，煽动各省独立，武装对抗北京政府，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而袁世凯在得到这几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可能武装叛乱的情报后，将其免职，属于法律赋予的权力，合理合法，北洋军人给全国人民的通电义正词严：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但国际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打群架，关咱们什么事呢？问题是架不住他们在咱们家打群架啊。胶州湾不是德国的租借地吗，日本说了，德国敢和我哥们英国宣战，实在不把我们兄弟放眼里，你们中国军队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出吧，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一架了，这不扯淡吗？话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话，直接就在龙口登陆，和德国打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区本就属于德国管理的区域，北洋势力并不存在，此时只好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继而再次声明胶济铁路除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外，自潍县至济南段由中国暂行管理。别看北洋军对方孙中山的革命党轻轻松松，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须由我管理，英国人这时也从崂山湾登陆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10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会见日本外交大臣，要求日军撤退，日本说，我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是德国的资产，和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武力西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你他妈再不撤退，我发动四万万同胞一起骂你。

和他打啊，段祺瑞呢，冯国璋呢，张勋呢，这么些个北洋大将，不是挺能打的吗，那帮倭寇有什么可怕，打狗日的。

其实这狗日的还真的很可怕，他们很像鬣狗，体型不大，速度不快，力量一般，却是草原上令其他动物闻风丧胆的煞神，他们富有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子，他们心狠手辣，每一次出击不达目的势不收兵。任何人面对一个不知道恐惧的对手时，都会胆寒，一个信奉有死无败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他们已经不只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强悍，20年前，他们灭亡了国人的骄傲——北洋水师，10年前，他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场日俄战争，把看上去比他们彪悍的多的俄国人打的满地找牙，中国军队是真的怕了这群鬣狗，怕到了尚未开战，就已双腿打颤的地步，袁世凯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你跟我说说，和日本开战咱能坚持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四十八小时”，靠。

日本，这是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我们的恐惧中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义愤填膺，暴跳如雷，我只能劝你别往下看了，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1915年1月18日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跟他说，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注15】你看看，不要告诉别人啊，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在这“二十一条”中，他要求北京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外，又增设了诸如中国中央政府需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屈辱性条款，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凯哥很生气，后果不严重。

袁世凯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谈判，谈判桌只不过是谈判双方摆实力的地方，日本人是没想跟你讲理的。当然，袁世凯也没想和不讲理的人讲理，他只想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叫他的一个日本顾问友贺长雄，两次回国去探听一些东西，*院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还通过他的秘书去收买日本的情报，了解各种动向，分析到底日本人想干什么？如果拒绝以后日本人能不能出兵，应该说袁世凯做的还是很冷静的。同时，袁世凯秘密约见了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随后不久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新闻，赫然以匿名的方式刊登在英美各国主要的报纸刊物上。日本人本来想趁欧洲一战打的激烈的时候，在中国谋取更大利益，他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他的乱，袁世凯摸准了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换来了美国人对此事的干预和对日本的谴责。在日本人不断的武力恫吓之下，中方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中方代表苦撑了4个月，抗争了四个月，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作出了几次让步，5月7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啊，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了，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6点前，再不签字打你了啊，在没有他法的情况下，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签了字，但是这已经不是开始的二十一条了，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争得的《民四条约》【注16】。原来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全部删除，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后来袁世凯在国会发言时说道：“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就在袁世凯认为自己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可以交代过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二十一条”所引发的*此起彼伏，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这他妈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果日本人能怕了你们一帮穷学生的呐喊，你们就可劲的喊，如果你们报纸骂我能骂跑日本人，我陪着你们一起骂，如果做不到，就通通给我闭嘴。

袁世凯对于*共和的好感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恶意的揣度了。他很喜欢看一份报纸——《顺天时报》，这份报纸中刊载了很多拥护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这正符合了袁世凯的心境，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已经废除了《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并且改总统任期为10年，可以连任，且连任多少届都可以，下届总统候选人由前任总统指定，候选人为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这等于说大总统可以终身制，而且总统位子世袭成为了可能，这套制度和我们鸭绿江那边的邻国差不多，那个国家也叫共和国，他们的国民还以为这套“优越”的制度是他们伟大领袖制定的呢，其实根本是学我们袁大总统的。但袁世凯已经不屑于在*和舆论监督的氛围中当这个“窝囊”总统了，他要称帝，他要用皇权来治理现在的*乱象，同时从《顺天时报》上，他也看到了很多支持的声音，他相信如果恢复了帝制，他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的更好，于是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人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凯假意推脱了一下，然后就半推半就的恢复了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注意，袁世凯恢复的不是清末的皇权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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