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1970。2。14
第一章尘封的往事
新闻界称她为“琳蒂小姐”,她的家人们叫她梅尔,少女时代的伙伴喜欢喊她米莉,某些朋友则称呼她为玛丽(弗莱德·努南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保罗·门兹嘴里的“安琪儿”,她丈夫口中的“A·E”。对世界而言,她是艾米莉·埃尔哈特,但对我来说,仅仅是对我,她是阿美。
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想到她了,至少有一个星期,直到那个可恶的德克萨斯佬来拜访我,同时搅动起我对往昔的回忆。即使时隔这么多年,仍有一些偏执狂试图去“寻找她”。对于所有那些新闻媒体对她的提及家形式。把公民分为三个等级: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劳动,我不为所动,我只想把真正的她保留在我的脑海里,不仅仅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也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之谜”,(这是莱昂纳多·尼曼在一次愚蠢的电视节目中所用的字眼),而是一个人,一位朋友,一个令我怀念的女人。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会越来越感受到这种怀念带给你的酸甜苦辣。
老年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有时强硬,有时软弱;有时愤世嫉俗,有时多愁善感。你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阅读上,响亮地或者无声地阅读着你毕生积累起来的那一串私生子与情人的名单。并非所有的情人都是女人的研究,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和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并非所有的私生子都是男人。
我妻子——我第二任妻子,举行过婚礼的——和我依然没有放弃我们在芝加哥郊外的房屋。我对人们说我在A—I侦探事务所中处于半退休的地位,私下里却自欺欺人地想我仍在管事儿。我仍在管事儿,就像一位已成了植物人的亿万富翁掌管他的财产那样。
在六十四岁上(还有几个月就满六十五岁了),我无需工作。我的那间始建于一九三二年,位置在范布伦与普利茅斯交界处的伯尼·罗斯大楼内的事务所,现在已变成了其他公司的办公室,更别提芒德诺克大楼内的那两层楼了。我不再是A-I侦探事务所的总经理了,却仍然是董事会的董事长。我们不再办理离婚之类的案件,而是专门接手“反工业间谍”和“保安咨询”之类的案件。我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至于记不清自己的本行了。
因此当那个德克萨斯佬来探访我时,我还在幼稚地想我要在佛罗里达“越冬”。我们在河边有一座牧场风格的小屋,有三间各自独立的浴室。我们常坐在河边,看那些船只从眼前掠过。起初,船从一个方向驶来,接着另一个方向也有船开过来。有时,船后面跟着一群滑水者,当中有一些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孩。我们原本可以在海边买一栋房子的,如果我那双年老昏花的眼睛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穿着暴露的泳装的可爱姑娘们。但是那栋海滨“别墅”与隔壁的邻居紧挨着,也许这在佛罗里达是一座别墅,但是在芝加哥,它充其量只是一间不讨人喜欢的公寓。
我们在波卡·雷顿的生活相当简单,我很少打高尔夫球,尽管我在乡村俱乐部可以得到优惠。高尔夫球是一种为了商业目的而进行的社会消遣,我在这里有更好的事情去做,不必去击打那只小球,追着它跑,然后再击打它。我也不去钓鱼,一生中我捉到过数不清的鱼——但不是水中的那一种。在我看来,钓鱼是一种比高尔夫球更令人厌倦的消遣。我的妻子热爱园艺,我喜欢注视她弯腰修剪花草的样子,她的拇指是绿色的,有着在她那个年龄而言非常肥硕的屁股。我告诉过你我是一个好色之徒,这不讨人喜欢吗?
总之,我白天坐在草坪上的椅子里打发时光,望着船只来往穿梭,啜着朗姆酒,读读书,偶尔陪着妻子逛商店,只是为了她能更经常地陪我去观看比赛。晚上,我同妻子玩纸牌、桥牌,更多的是同朋友们与退休的警察玩扑克。由于我只在战争中吸过烟,对酒类也没有什么嗜好,因此我的身体非常强壮。虽然身体上不时也犯一些小毛病,但从来没有发展成关节炎或是粘液囊炎什么的。作为一个亡命之徒,我身上的许多枪伤与刀伤都已经愈合(甚至那一道大砍刀留下的伤疤),我应该期待一生都在快乐的时光中度过了。
我已经开始撰写回忆录最新的一章,但我还没有意识到撰写那些回忆录是自我拯救的方式。一个像我这样一生都在冒险与刺激中度过的男人,当他的年龄已经不适合那种生活时,他只有靠着回忆来打发时光,即使这没有什么意义,至少可以使他忽略步人老年时带来的不适,让他在过去那多姿多彩的生活中重温旧梦;此外,我还可以从出版商手中得到大笔稿酬。
于是我对着一本黄色的便笺簿沉思起来,这时,那个德克萨斯佬走到我身边,用他那便便大腹挡住了阳光。
“你就是内特·黑勒,是不是?”他拖着长腔慢慢地问。
“我是内特·黑勒,”我说。此刻我戴着墨镜,穿着夏威夷风格的衬衫和卡其布裤子,趿着凉鞋。在为《生活》杂志拍摄的那些可笑的照片里,我穿着军装式的系腰带的风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看起来似乎是几百年前的往事了。他们叫我“望向星群的秘密之眼”,当时,我们正在创办洛杉矾的办事处。
总而言之,这个德克萨斯伦,他强壮得就像是……德克萨斯佬。他穿着五彩斑斓的夏威夷衬衫,看起来像是印染厂丢弃的废料,与我身上的这件有品位的紫白色相间的衬衫不一样。他是一个年轻的家伙——大约五十五岁——穿着崭新的蓝色牛仔裤,戴着黑色的墨镜。他太阳穴两侧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其它地方却是可疑的黑色,鬈曲着,有些像电影里的保镖。他脑袋硕大,下巴刮得很干净,伸向我的手只比煎锅小一号。
我只是看着它。
他没有表现出受到冒犯的样子,只是缩回手,坐在我身边的甲板椅上,一种不太可靠的椅子,然后问:“你介意我自己坐下来吗?”
“还会有别人为你做这件事吗?”
他轻轻地笑起来,牙齿就像浴室中擦拭一新的瓷砖那样白。假牙?“你很难找啊,黑勒先生。”
“也许你应该雇一名侦探。”
他的一条眉毛从墨镜后面扬起,“这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我退休了,”我第一次没有使用“半退休”这个字眼,我抛开了那个前置词,一方面是自我承诺,一方面也为了让这个德克萨斯佬的兴趣降低下来。
“你从来不回我的信,”他说,发音中的“我的”听起来像“我哦”。像绝大多数的南部男人一样,他竭力让声音听起来既温文尔雅,又危险十足。
“是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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