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有了这个故事,罗健强对刘阳一家的怨恨,在记者们的笔下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起来。
“我没有杀刘凌霄!”
罗健强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道。
“我当时只想着让刘阳也尝尝失去至爱的痛苦,不过没想要撕票的!我就割了那小崽子一只耳朵,又扇了他几个耳光,踢了几脚,还都是往死不了人的大腿和屁股上踢的!”
他特别真诚地盯着刷刷对着他拍的镜头,眼里竟然还湿漉漉的。
“真的,我当时和余平吵架,一怒之下把他给勒死了……”
他说着,戴着镣铐的两手抬起,比了个掐脖子的姿势,认真地强调道:
“反正我身上已经背了一条人命,横竖也是要吃枪子儿的,多杀一个人也还一样是个‘死’字。如果真是我弄死了那小崽子的话,我干嘛要不承认啊我!”
这个理由听起来真是好有道理,竟然让人无法反驳。
而作为从犯的南诚印染厂旧址保安范烽,则供述了他自己的所见所闻。
“那天罗哥把姓刘的小崽子打了一顿,还把过程录音下来发给了刘阳。接着罗哥和余哥因为这事儿大吵一架,余哥被罗哥揍了一拳之后,威胁说要去自首,结果……结果他就被罗哥给勒死了……”
他恳切地说道:
“后来我们开车去遗弃余哥的尸体的时候,小崽子还好好的,我们怕他自己留在工厂里哭叫的声音太大,还堵了他的嘴。等我们回来时,他似乎哭累睡着了,我想叫醒他喝水吃东西,罗哥说不用管,等他饿了自己就会闹腾的,真的,我们俩谁都没想真杀了那崽子……”
范烽再三强调自己的无辜。
“后来我们琢磨来琢磨去,觉得把余哥的尸体丢在西门村,离工厂太近了,万一被哪个监控拍到了,警方查到这里,我们可就走不脱了。所以罗哥建议我们先到外头躲一躲,等赎金到手就立刻跑路……不过我们把车丢了,小崽子没法带,所以就干脆把他留在工厂里……罗哥还说了,那房间够隐蔽,反正一天两天不吃不喝也死不了人的……”
他向录口供的警官们摆出一副迷茫的表情:
“我当时还想着,等钱到手了,我就给警方打个匿名电话,告诉你们那小崽子的下落……谁晓得、谁晓得隔天我上网一看,那小子竟然死球了!真的,我就想不通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两个绑匪的供词曝光之后,舆论风向开始往奇怪的方向吹。
在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能混到刘阳那等身价的有钱人,肯定得是“为富不仁”的。
尤其是在作为主犯的罗健强向媒体叙述了一个遭受坑害后家破人亡的故事,虽然所谓冤有头债有主,父辈的恩怨怎么也不应该报应在一个年方七岁的小孩儿身上,但既然罗健强坚称没有撕票,那么在总喜欢阴谋论的吃瓜群众看来,加害者和受害人的角色定位就变得微妙了起来,足以让人阴谋论出许多骇人听闻的内幕。
在闲极无聊的元旦小长假里,案件话题持续发酵,一天一个舆论风向,谣言与辟谣起飞,争辩共掐架一色。
保持着不同观点的围观路人真情实感地互怼,掐得真叫得一个腥风血雨,每日徘徊在警局门外想要联系采访的媒体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日渐增多的势头。
迫于压力,刘凌霄的父母最终同意了对儿子遗体进行解剖。
不管是刘阳夫妻、警方,还是两个绑匪,乃至于全国网民,对于小孩儿的死因,他们都需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相隔了一周之后,刘凌霄的遗体又再次交到了柳弈手上。
“死因是硬膜下血肿引起的枕骨大孔疝。”
柳弈完成尸检之后,得出了如此结论。
硬膜下血肿指的是颅内损伤后,血液积聚在硬脑膜下腔形成的血肿。其原因多是因为加速性暴力引起的脑挫裂伤导致皮质血管破裂出血,比如车祸、摔倒或者坠落等。
根据伤后血肿发生的时间,分为急性硬膜下血肿、亚急性硬膜下血肿和慢性硬膜下血肿三种,病情甚至可以迁延几个月之久。
有些人在刚刚受伤的时候,因为出血量还不多的缘故,血肿还不明显,当时人可能还很清醒,甚至连照ct都看不出异常来。
然而时间长了以后,随着出血量增多,血肿增大,对脑组织的压迫就会越来越明显,渐渐出现烦躁、头疼、嗜睡、谬妄等症状,甚至陷入昏迷之中,严重的,还有可能因此丧命。
而颅骨是人体的骨骼里最牢固、最坚硬和结合最紧密的骨头,它们将柔软的大脑组织牢牢保护在里面,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大脑组织受到血肿压迫的时候,就会变得无处可去,只能向仅有的某些空间膨出,也就是所谓的“脑疝”。
在各种脑疝之中,最致命的就是“枕骨大孔疝”。
枕骨大孔位于颅底后区,脊髓上端在此与延髓相连,而延髓又是维持呼吸和循环的生命中枢所在。
所以,一旦发生枕骨大孔疝,延髓就会受到压迫,很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以及意识障碍,严重的还会因呼吸、心跳停止导致死亡。
“刘凌霄的颅盖骨见线性骨折,颅底骨见对冲性骨折,大脑额叶、枕叶挫伤,颅后窝血肿并形成枕骨大孔疝。”
柳弈的尸检迅速还原了刘凌霄的死亡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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