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把父亲当做偶像。但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心理上彼此干仗了形势发展越来越糟糕因为一种亲情关系即将丢失我们彼此开始对骂。自从我25岁以后我和艾尔又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作为我们家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作为这位公司征服者的儿子长大成人是什么滋味?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好处。他看起来漠不关心总在生气脾气很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吓死人的样子。17岁的时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学当时的结论是再也不会靠近艾尔这个人了。他会死的(当时他已经47岁)我也会悲哀──很短暂的一阵子──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喜欢我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艾尔转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惹他恼火。艾尔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发不喜欢必须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得装出像政客的完美后代的样子。那是一个压制别人而且十分严酷的父亲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又制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觉守着这样一个父亲我永远也不会找到自我。
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老照片和母亲的回忆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证实当年我和艾尔之间的关系:
*3岁的时候在父母水气蒙蒙的浴室里我专心地看着艾尔刮脸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脸上刮。
*4岁的时候我跟在艾尔身后用玩具剪草机剪草当时他在迈阿密酷热的阳光下汗流浃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机。
*5岁的时候在后院里过星期天艾尔坐在院子里用打字机为《迈阿密论坛报》打新闻报道我也坐在旁边敲打锡制的玩具打字机。
从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么东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变成了少年时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后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尔的根本原因:当父亲的把职业生涯放在家庭前面结果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现在明白艾尔在公司权力阶梯上攀登是有代价的他步法不稳风险太大他当时一定希望自己家里不要出事哪怕后来没有做到。我现在可以明白艾尔小时候没有父亲一切都不牢靠这也是他缺少一张图纸不知道如何将我带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痛苦。原因并不重要下面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情景:
*14岁那年我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联系好他本来答应在假期替我为150位订户送报纸的结果却没有去送。我记得艾尔当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喊叫着:“该死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一辈子会有两次机会他们没有炒掉你就算你走运了。”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都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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