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朋友走进了下花厅。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朝这个花厅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满意地说。我的话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罢。我知道这个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匟床铺的,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床上。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
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她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以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住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了,”我感谢地说。
“黎先生,你还说不客气,你看,‘谢谢’,‘麻烦’,这不是客气是什么?”姚太太笑着说。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头一次讲出‘姚’字来,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他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个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你是国家的栋梁啊!”
“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朋友带笑辩道。“譬如日本人给他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是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我也笑了。“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我们回去罢,让黎先生休息一会儿,他也累了。我还要预备晚上的菜。你们晚上一边吃酒,一边慢慢谈罢,”姚太太忍住笑压低声音对她的丈夫说。
“好,好,”她的丈夫接连点着头,含笑地看了她一眼,说:“让我再说一句。”他又向着我:“这个地方清静得很,在这儿写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太清静了,晚上你害怕不害怕?”他不等我回答,马上接着说:“你要是害怕,倒可以喊底下人找我来聊聊天。”
“你高兴,就请来谈谈,我很欢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害怕的,”我笑着回答。
朋友陪着太太走了。我还听见他在窗下笑。今天也够他开心了。
我在方桌前藤椅上坐下来。我感到一点疲倦,不过我觉得心里畅快多了。我仰着头静静地听窗外树上无名的小鸟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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