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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安德鲁·麦克道尔，61岁，现在是最高法院的最年轻成员，站在窗下，吸着烟斗，观看来来去去的车子，要说最高法院里谁是詹森的朋友，那就要数麦克道尔。弗莱彻·科尔跟鲁尼恩说过总统不仅要出席詹森的丧礼并且还要宣读悼词。里间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赞成总统致词。院长请麦克道尔准备说几句话。麦克道尔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规避讲话，此时一只手捻弄领结，尽力想象他的朋友在楼厅里被一条绳子套住脖子的模样。真是太可怕了，叫人想都不敢想。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杰出同事中的一员，九人中的一人，偷偷跑到那么个地方，观看那样的影片，落得这般骇人听闻的下场。可悲啊，难堪啊。他反顾自身，想到他一个人站在教堂人群的前边，面对詹森的老母和兄妹，而又明知人人头脑里想的是蒙特罗斯戏院。他们都要悄悄相互问询：“你知道他是同性恋吗？”就麦克道尔而言，他既不知情也不曾起过疑心。他不想在丧仪上讲话。

本·瑟罗法官，68岁，他关心安葬死者远不如关心抓住凶手。他早年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检察官，按他的理论，嫌疑犯分为两类：为了仇恨或复仇而下手和谋求影响未来的决定而下手。他已经指示他的助手立即进行研究。

瑟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们有27名助手和7名法官，”他说给大家听，而不是说给哪一个人听。“老实说，未来几个星期里我们是干不成什么事的，一切决定都要等到法官完全足额之后才能表决。那得要几个月时间。我提议把我们的助手都投入到解决杀人凶案中去。”

“我们又不是警察，”曼宁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难道不能至少等到葬礼之后再来扮演警察吗？”麦克道尔说道，没有从窗口转过身来。

瑟罗也不理会他们，一如往常。“我来指导调查工作。你们把助手借给我两个星期，我相信我们能够排得出一份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名单。”

“联邦调查局本事大着呐，本，”院长说：“他们可没有向我们求助。”

“我看还是少谈联邦调查局的好，”瑟罗说道。“我们可以哭丧着脸在这儿志哀两个星期，也可以着手破案揪出这些狗娘养的。”

“你有什么把握能够破这个案子？”曼宁问他。

“我并不是有把握能够破案，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我们的同事惨遭谋害，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一定和某个案件或某个问题直接有关，也许是我们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件或作出决定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正在受理的案件或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某种原因而恨我们。但是，如果这不是为了报复或出于仇恨，那么，也许是有人为了一项未来的决定而需要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那就是此案的奥妙之所在。杀死亚伯和格伦的人是因为他们二位对某一个案件的投票，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也许今后五年。这个人是谁呢？我要助手们把下面11个巡回上诉法院中的待决案件一个个都调上来。”

麦克道尔法官连忙摇头。“你瞧，本。一共有五千多个案子，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后会来到我们这里。这岂不是无的放矢？”

曼宁也同样不以为然。“请听我说，同事们。我和亚伯·罗森堡共事了31年，我自己就常常恨不得一枪把他打死，但是我也把他当作一个可爱的老大哥。他的自由派思想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普遍被接受的，但是到80年代就显得陈旧了，如今到了90年代就受抵触。他成了我们国家里一切错失的象征。我相信他是被一个激进的右翼仇恨派别杀死的，这是一个报复行动，本。简单明了。”

“那么格伦呢？”瑟罗问道。

“当然我们的朋友有反常的不良癖性。外面一定有传闻，他就成了那种派别的一个明显的目标。他们恨同性恋，本。”

本还在踱来踱去，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恨我们全体，如果他出于仇恨而杀人，那么警察会逮住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为了左右最高法院而杀人呢？如果某一个派别利用这个动乱和暴力的时机消除了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从而改组最高法院呢？我想这是大有可能的。”

院长清了清喉咙。“我想还是要等到他们下葬以后，或者骨灰撤掉了以后再作考虑。我不是说不可以，本，不过得再等几天，得等到局面安定以后。我们大家现在都惊魂未定呢。”

瑟罗说声“早走一步”便出了房间。他的保镖尾随他走下长廊。

曼宁法官拄着手杖站着，对着院长说话。“我可去不了普罗维登斯。我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出席丧礼。我自己也快要有一次葬礼了，看一回样板没有什么可乐的。我会向他们的家属去信吊唁的。你见到他们的时候请代我表示歉意。我是个很老的人了。”他和一个助手一同离开了。

“我认为瑟罗法官有他的道理，”贾森·克兰说道。“我们至少需要检查一下手头有待审决的案件以及那些可能会从下级巡回上诉法庭送上来的案件。这好像是漫无目标，不过也许会碰上一点什么东西。”

“我同意，”院长说道。“只不过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你是否这样认为？”

“是的，不过我还是认为无论如何都得马上动手。”

“不。等到下星期一，我会把你分到瑟罗那里。”

克兰耸耸肩膀就告退了。两位助手随他来到罗森堡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黑黑的房间里，喝着亚伯喝剩的一点白兰地。

在法学院图书馆的五楼，达比·肖在查看一份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最高法院的案件摘要。她已经看了两次，虽然其中充满了争议，但她找不到一点有意思的内容。杜蒙德曾经引起骚乱。一件新泽西州的儿童色情案，一件肯塔基州的鸡好案，十多件死刑上诉案，十多件各种各样的民权案件，以及一批惯见的税务、地区规划之类的案件。她从计算机里调出了每个案子的摘要，审阅了两次；她整理了一份可能的嫌疑犯名单，可是那些人又像是人人都知道的。她把那份名单扔进了垃圾桶。

卡拉汉认准了是雅利安分子，或者纳粹分子，或者三K党；一批容易辨认的国内恐怖分子；一帮无法无天的团伙。一定是右翼分子，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他觉得。达比不觉得这么有把握。那些仇恨集团都太明显了。他们发出的威胁太多了，扔的石块太多了，举行的示威太多了，发表的演讲太多了。他们需要有一个活的罗森堡，因为他是他们的憎恨的一个目标，他使他们的活动得以存在下去。她认为这个作案的人是一个更加阴险的人物。

他坐在卡纳尔街的一间酒吧里，此刻已经醉醺醺的。他还在等她到来，虽然她并没有答应过要来跟他会面。他决定宪法课停课一周；声言由于他心目中的英雄死了，他已无法上课。

10点过了几分钟后，她到了图书馆四楼的计算机房，坐在显示屏前。房间里没有人。她在键盘上敲打起来，打印器便一份接一份地吐出分布在全国11处联邦上诉法庭的未判决上诉案件。一小时后，打印器停机，她拥有了足有六英寸厚的11处上诉法院的待审案件摘要。她把文件抱回到她的座位上，放在乱糟糟的书桌中央。已经过了11点钟，五楼上已是人去楼空。从一扇狭长的窗子里可以看得见下面景色阴暗的停车场和树木。

她又把鞋子踢掉，审视了一下脚趾甲上的红油彩。她喝了一口暖人的弗雷斯咖啡，冷眼凝视下面的停车场。第一个假设是容易的——两处谋杀是同一群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所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一番查究就没有希望了。第二个假设就为难了——作案动机不是仇恨或报复，而是要操纵法院。第三个假设就要容易一点——这案件或问题涉及巨额的金钱。

答案不会在眼前印出的文件中找到。她翻阅这批摘要直到半夜，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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