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当时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晓坐在前面,他们没有抽烟。张东,你是不是看到范志毅在抽烟?尽管当时张东没有回答,但我心里知道,张东指的人,肯定是范志毅了。我便说,我确实在车上没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话,我肯定会制止的,并会进行处罚。
张东的这个问题,让我“刹不住车”了。我索兴讲开了。我说,我是强调管理的教练,我认为一支球队如果管理不严,是没有战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球队的成绩好坏与球队的纪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严,还要队员理解和配合。否则,再严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并不等于不出事情……“讲到这里,我马上联想到今天上海发生的事情,联想到俱乐部在队里搞民意测验时队员对我的不满。我脱口而出:在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况下,被队员反对的教练是好教练,而队员没意见的教练,大概有点问题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立时骚动起来,大家相互交头结耳,记者们更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足球队从体工队的机制转到职业队,但实际上职业球员的素质、道德及球员对职业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去。刚才张东说的问题是存在的。不要说抽烟,更严重的事还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赌也不少见。少数球员想少花力气多拿钱,管理上希望松一些,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的困难。但凡是搞过队的都知道,平时训练不刻苦,不严格,到时候你想拼也拼不出来。年初我们队中有一名队员生病,我派助理教练去探望,有些人就说我不关心队员。平时训练我是严一些,有时甚至骂人,个别队员就感觉到在队里缺少温暖,积极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对我说,根宝,你坚持严格要求是对的,但要注意工作方法。也有说,根宝,你批评队员,要注意场合,要给队员一点面子。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没有两全的东西的。昨天我们队有2名队员半夜跳窗出去,在娱乐场所给公安局抓住了。这时候,他们还有自尊吗?平时怪我们管得太严,但这个时候,我想他们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严些,他们就没有机会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爱,自己对自己都不爱,如何有自尊?有队员说在队里缺少温暖,缺少关心。什么叫温暖?什么叫关心?出了成绩,名利双收,这是最大的温暖,最大的关心。当我们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队后,球场上几万观众齐声骂我草包,其声之大,真是如雷贯耳。谁给我自尊?谁给我温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温暖?球踢不好,观众骂臭球,球员感觉到有自尊吗?他们会感到温暖吗?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自爱,才有自尊,懂得我们职业教练员、球员应该需要付出些什么,不在乎时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么能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荣誉和利益呢?这才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讲完后心情感到一阵轻松。我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记得坐在我边上的王俊生对我说,根宝你的话太绝对,有些教练不灵,队员反对,难道也是好教练?我说,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严的教练通常是不被球员喜欢的。
我确实感到,上海申花队今年能够获得第三名,确确实实就是严格管理和训练的结果。在这一年里,我对一些主要的球员,尤其对尖子球星是批评最多的。范志毅、成耀东、李晓有错我不去批评,难道我们者是批评替补队员?到时候谁会来服你?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才能带动全队的管理和训练。
在这方面,俱乐部,尤其是上海市领导给了我足够的支持,是我能够坚持严格管理,并能超额完成任务的最重要基础。我想起对辽宁队比赛时,范志毅在休息室里当众与我争吵,后来三天不归队时,陈良宇书记亲自出面为我打气,提出“申花队没有特殊队员”,严肃批评了范志毅的错误。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联赛中坚持刻苦训练,坚持抢逼围,打出了我们最好的风格和水平。
我在会上“放了炮”后,事后听到了许多反应,许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闻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讲话,当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训练,是一个教练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回忆这几年走过来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是对的。我甚至想,我已经干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怕。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球员炒教练之风非常反感。不少球员就是这样,他要做的十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对你有意见,反对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台不干了。但只要我在台上,我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坚持。
回到上海后,我听说俱乐部对我的发言不太满意。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民意测验”我本来就是“不及格”,我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我也要做些“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了范志毅,你给我讲实话,队里有没有民意测验这回事?小范给我装糊涂,他打着哈哈说:“啊,我不知道。”我说,你别装傻,俱乐部聘不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又没包袱。他只得承认了,但又说,“反正我没有写。”我问,你让谁写的?“我让陆玮打勾了。”后来我又问成耀东,他说有这么回事,又说:“这个事嘛,作为我们队员只有服从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写我们就写吧。”这件事情至今给我印象深刻,并令我非常不满,后来我与郁知非谈起这事,他也给我作了些解释。
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第三章 申花初烂漫
1。被续聘了
1994年,我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当然,我还要感谢吉林队的金光诛。如果不是他把点球罚出界,我们就不是第三名,而是第五名了。金光诛的这一点球,对我们申花队,对我本人带来的影响,可是太大了,我甚至想,正是这个没有踢进的点球,才使我有机会继续执教申花,并在第二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庆祝会开过了,假也放完了,又要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1995年的工作将如何做?目标是什么?我没有底。更何况我会不会被俱乐部续聘,还是未知数,我等着俱乐部给我们“亮牌”。
虽然我们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但是市领导对此好像并不满足。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不止一次地说过,上海的足球运动水平,要与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相婉美,必须是第一流。陈良宇常对我们说,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球队。什么是一流呢?那就是第一名,申花队应该在全国排名第一。说实话,这的确是非常高的要求。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上海从30年代起,就一直是中国足球的领头羊。上海足坛曾经出过李惠堂、孙锦顺等亚洲一流的球星,上海的足球应该重现历史,再现辉煌,应该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足球这些年一直在的低谷中徘徊,要重振过去的雄风,困难会很多。申花队目前所做的,只是打基础,打好基础最重要。1995年是上海足球关键的一年,但是这个目标究竟定在哪里呢?
1995年元月,俱乐部召开了董事会。在召开董事会之前,黄浦区副区长沈立恭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找我谈话。沈立恭首先肯定了我在1994年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我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他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在工作方法上有所改进。对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也给予支持和肯定。另外,他还要我对新闻界讲话时应当注意尺寸。
郁知非说,我们一年来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尤其对他这样一个不懂足球,不懂俱乐部管理的人来说,收获非常大。他还希望我今年再创辉煌云云。最后他们告诉我,俱乐部将继续聘用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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