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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过去*,现在不*,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呢?”68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也参加了讨论,提到余光中本人后来已经表示忏悔,今天不应再揪住不放。69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

余光中年轻时喜欢参加论战,可一过中年,便无心恋战。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年后,有人劝余光中为文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他苦笑地说:“可是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70他觉得自己没有“九条命”,只能把最宝贵的“一条命”用来创作:“与其巩固国防,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71他还自负地认为:“我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72这未免有点太理想化和不食人间烟火了。生活在纷争的文坛上却要完全躲开论争,是不可能的。因而当赵稀方的《视线之外的余光中》73发表后,余光中只好接招,写了《向历史自首?——溽署答客四问》: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通通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

我说: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如果凡发表的都收进去,恐怕就会变垃圾箱了。《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历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陆刚经历“*”,喘息未完。在那场浩劫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书,对“*”的余悸并不陌生。当时我班上的学生,家在广东,常向我亲述“*”真相……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在“*”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然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狼》文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争议,大多是负面的。许多朋友,例如齐邦媛、张晓风都曾婉言向我讽谏。晚辈如陈芳明,反应就比较强烈……有这么多爱护我的人都不以为然,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74 。。

余光中(16)

余光中在这里交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和心态,有参考价值。他还承认《狼来了》是篇坏文章,这说明余光中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人认为,余光中和大陆的余秋雨,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均死不认账,都不愿意忏悔。其实,余光中比坚决不认错的余秋雨要好一些。但陈映真并不这样认为:

余先生在这篇对自己做结论的《向历史自首?》中,关于《狼来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识的话:“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过当”。相形之下,“情绪失控”、“措辞粗糙”云云就显得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味道。其实,在余先生对钟玲教授,在给我的私信中,都说过要为《狼》文“道歉”,明白说《狼来了》一文“对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要对您说对不起。”(钟教授转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说:“请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诚意……”我接读之后,真心为他高兴,回信鼓励他勇敢面对、表态,解除自己的枷锁,则我一定写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持。不料这么好的话,在《向历史自首?》中全不见了,实在令人很为他惋惜、扼腕。75

在私人通信中余一再表示道歉,可进入论争时,这样好的话不见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关于是否向王升告发陈映真是共产主义信徒问题,余光中大概感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即使当时的细节已经模糊,但只是从香港把材料寄给彭品光,“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在信上我对他说:‘问题要以论争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我的用意十分明确,但这句话陈在公开的文章中却略去不提”。76至于那份中英对照材料,也不是自己“精心罗织”的结果,而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学者——是陈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像谈《狼》文那样令人激赏,而是使人感到遗憾与怅然,因为余光中的确把告密信直接寄给王升,其根据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为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说法为然,劝王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但也没有奖励。77

所谓“密信”不仅告发陈映真,而且还牵连到一位姓颜的教授和一位现在成为*派的姓谢的艺术家。其实,陈映真只是听郑学稼(后又说是郑的学生)的转述,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这样,陈映真对余光中文章的标题也有意见:

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钟玲教授和余先生的来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为余先生高兴。没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中,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紧抓着有没有直接向王升“告密”的细节“反拨”。这使我读《向历史自首?》后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78

余光中和陈映真在反对*方面,没有根本的分歧,但两人的历史积怨太深,故余光中给自己向历史自首打了个问号,陈映真由此觉得对方缺乏“自首”的勇气和诚意,因而这场论争无论是称“陈映真事件”还是“余光中事件”,均留下一些遗憾和悬念让人猜想。

不管结果怎么样,这次余光中、陈映真的对话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坦诚面对历史,逐步达到谅解,“弥合伤痕,增进当下台湾民族文坛的团结,当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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