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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每一个秘密行动，等待的日子都要比在天堂的时间多。对乔治·史迈利和托比·伊斯特哈斯来说——尽管两人的态度并不相同——从星期日傍晚到星期五之间的日日夜夜似乎数之不尽，而且绝对与来生无关。

他们并不完全遵守莫斯科规则，托比说，反而是严守乔治的战争规则。星期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换了旅馆，也换了身份。史迈利撤退到旧城区一家附家具的出租公寓——雅卡；而托比则搬到城外一家糟糕透顶的汽车旅馆。自此而后，他们利用事先约定顺序的公共电话亭互通消息，如果需要见面，就选择人潮拥挤的公共场所，一起走一小段路，然后各奔东西。托比决定改变他的作息，尽可能不用汽车。他的任务是继续监视格里高利耶夫。一整个星期他都紧抱着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格里高利耶夫享受过豪华的告白飨宴之后，一定会想再享用一回。为了防范于未然，他尽量看紧格里高利耶夫，但要完全紧迫盯人简直就是噩梦一场。例如，格里高利耶夫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离开家，走五分钟的路到大使馆。很好！托比就要安排一辆车在七点五十分准时通过那条街。如果格里高利耶夫用右手提公文包，托比就知道一切平安无事。但如果用的是左手，就代表“紧急状况”，必须在艾尔芬诺宫的花园里紧急会面，并从城里撤退。星期一和星期二，格里高利耶夫都只用右手提公文包走完全程。但星期三，天下着雪，他想把眼镜擦干净，因此停下来掏手帕，结果，托比一眼就看见公文包在左手，但当他火速在路口回转回来确认时，却看见格里高利耶夫像个疯子似的露齿微笑，对他摇着右手的公文包。据托比自己的说法，他简直要“心脏病发作”了。第二天，关键的星期四，托比和格里高利耶夫到城外的小村阿曼丁根，在车里会面，让两人可以面对面晤谈。一个小时之前，信差克拉斯基来过，带来卡拉的本周指令，托比看见他进到格里高利耶夫的住处。莫斯科来的指令呢？托比追问。格里高利耶夫心情恶劣，还有点儿醉意。他要一万元才愿意交出那封信，托比很火大，当场威胁要揭发格里高利耶夫；他威胁说要以公民的身份逮捕他，直接扭送警察局，控告他伪持瑞士国籍，滥用外交身份，违反瑞士税法，还有其他十五种罪名，包括好色与间谍罪。这招威胁恐吓的做法果然奏效，格里高利耶夫拿出信。信已经过处理，在每一行之间出现了秘密书写的文字。托比照了几张照片，然后交还格里高利耶夫。

当晚稍后，在乡间的一间小旅店里，托比把卡拉的信拿给史迈利看。卡拉从莫斯科送来的问题，充满了恳求的意味：“……多报告亚莉珊卓的外表与心理状态……她意识清楚吗？她笑了吗？她的笑是开心或悲伤？她个人的卫生习惯好吗？指甲是否干净，头发是否梳整？医师最近的诊断如何？他建议做其他的治疗吗？”

格里高利耶夫在阿曼丁根会晤中的失神，并非因为克拉斯基，并非因为这封信，更非因为写信的人。他说，他在签证部门工作的女朋友，直率地追问他每周五的行踪，这让他沮丧，酒醉。格里高利耶夫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但他怀疑她是莫斯科的间谍，可能是教士所布的线，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来自苏联安全部门其他令人闻之丧胆的单位。托比听到这件事时，也同意他的看法，但觉得并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我告诉她，我不能再和她做爱，除非我能完全信任她。”格里高利耶夫一本正经地说，“我也无法决定，是不是应该带她一起到澳大利亚展开新生活。”

“乔治，这是个疯人院！”托比气急败坏地对史迈利说，此时史迈利正研究着卡拉那些热切恳求的问题，尽管是用俄文写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能让水坝撑住多久不溃堤？这个家伙根本是疯子！”

“克拉斯基什么时候回莫斯科？”史迈利问。

“星期六中午。”

“在他离开之前，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安排和他再见一面。他要告诉克拉斯基，说有特别的信息要交给他。很紧急。”

“当然，”托比说，“当然，乔治。”就这样。

乔治心里在想什么？望着他再次消失在人群中，托比不禁纳闷。非常怪异，卡拉给格里高利耶夫的指令，似乎让史迈利很消沉。“我就处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和一个非常沮丧的人之间。”这是托比自己的评论。

托比至少还有老板与手下的反复无常可以烦恼，相形之下，史迈利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可以打发时间，这可能就是他的问题。星期二，他搭火车到苏黎世，在高级餐厅克罗纳霍尔，悄悄地和奉索尔·恩德比之命从伦敦飞来的彼得·吉勒姆吃了一顿饭。他们无法畅所欲言地讨论，但不全是因为安全的缘故。吉勒姆承认自己在伦敦时与安恩谈过，所以也很热心地想知道是否有消息要带回去给她。史迈利冷冰冰地说没有，他的厉色斥责让吉勒姆没齿难忘。下一次——他拐着弯说——或许吉勒姆可以行行好，别插手管他的事。吉勒姆急忙把话题转回公事。关于格里高利耶夫，吉勒姆说，索尔觉得把他卖给美国表弟，要比留在沙拉特好。乔治觉得如何？索尔的看法是，资深的苏联投诚者，能在华盛顿给表弟提供更有用的帮助，即使他并没有什么内情可说；这样说来，格里高利耶夫如果留在伦敦，只不过糟蹋了一坛即将酿成的醇酒。乔治觉得如何，说真的？

“说得也是！”史迈利说。

“索尔也很想知道，你星期五的计划是不是绝对必要？”吉勒姆说，显然颇不情愿。

史迈利拿起餐刀，盯着刀刃。

“对他来说，她比事业还重要。”最后他说，语气难掩消沉讥讽，“他为她偷窃，他为她说谎，他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他必须知道，她的指甲是不是干净、头发有没有梳。难道你不觉得我们欠她一面之缘吗？”

欠谁？吉勒姆飞回伦敦去报告时，非常焦虑地想。史迈利指的是他欠自己吗？或者他指的是欠卡拉？但他非常谨慎，没拿他的这些推论向索尔·恩德比夸耀。

远远望去，这里原本可能是一幢城堡，或者是坐落于瑞士酒乡山顶的小农场，塔楼耸立，护城河围绕，穿过有顶盖的桥梁才能进到内院。近看，外表却更具实用性，有着焚化炉、果园，和现代化的别馆，一排排小小的窗户开在高处。在村庄边上，有一块通向此处的指示牌，赞扬此地环境清幽，设备舒适，员工热忱。所属的团体是“跨教派的天主教通神论者”，专收外国病患。古老、沉重的雪花堆积在原野与屋顶上，但史迈利开车行经的道路却很干净。这天，一切都是洁白的；天空与飞雪融为一体，幻化成不可名状的虚无飘渺。门口传达室里，一个执拗的门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获得某人的许可之后，才挥手让他通过。一块停车区标示着“医生”，另一区标示着“访客”，他停在第二区。他按下门铃，一个外貌平凡、穿着灰色修女服的女人来开门，还没开口就先脸红。他听见焚化炉的音乐，厨房瓶瓶罐罐的哐啷声，还有人的声音。这个房子铺的是硬地板，而且没有窗帘。

“费莉希狄院长在等你。”贝缇杜德修女羞涩地低声说。

一声尖叫就能响彻全屋，史迈利想。他注意到，种在盆里的植物都可望而不可即。在标示着“办公室”的门前，陪他进来的修女用力地敲了一敲，然后推开。费莉希狄院长是个高大、看来情绪激动的女人，眼中流露出令人不安的凡俗之气。史迈利在她对面坐下。一个华丽的十字架躺在她硕大的胸部。她一面说话，一面用肥胖的双手抚着十字架。她的德文说得很慢，很有气派。

“那么，”她说，“那么，你是拉奇曼先生。拉奇曼先生是葛拉瑟先生的朋友，葛拉瑟先生这个星期略有微恙。”她把玩着这些名字，仿佛她也和他一样知道这些都是谎言。“他的微恙没有大碍，所以还能打电话，但他确实有恙，所以不能骑脚踏车。对吗？”

史迈利称是。

“别因为我是修女就压低你的声音。我们管理的是一间闹哄哄的房子，但没有人因此而变得比较不虔诚。你看起来很苍白。你感冒了吗？”

“没有，没有，我很好。”

“那你最好离葛拉瑟先生远一点，他患了感冒。去年我们有埃及型感冒，前年是亚洲型感冒，但今年厄运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拉奇曼先生有没有证件，请容我这么问，可以证明他是谁？”

史迈利递给她一张瑞士身份证。

“拿来。你的手在发抖。但你没得感冒。‘职业：教授’”她高声念出来，“拉奇曼先生真人不露相。他是拉奇曼教授。他是哪一科的教授，请容我这么问？”

“哲学。”

“原来是哲学。葛拉瑟先生呢？他的职业是什么？他从来不对我透露。”

“据我的了解，他在做生意。”史迈利说。

“说一口完美俄文的生意人。你也能说一口完美的俄文吗，教授？”

“啊哈，不行。”

“但你们是朋友。”她递回身份证，“一位苏联裔的瑞士商人，和一位谦逊的哲学教授是朋友。这样啊。我们希望这段友谊获益良多。”

“我们也是邻居。”史迈利说。

“我们全都是邻居，拉奇曼先生。你以前见过亚莉珊卓吗？”

“没有。”

“被送来这里的年轻女孩，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教女。我们有被监护人。侄女、孤儿、表妹、姨妈。各形各色。还有很多姐妹。现在多了一位教授。但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女儿竟是如此稀少。葛拉瑟先生和亚莉珊卓有什么亲戚关系？”

“就我了解，他是欧斯特拉柯夫的朋友。”

“欧斯特拉柯夫先生人在巴黎，但从不露面。还有欧斯特拉柯娃夫人，也不露面。而今天，葛拉瑟先生也没露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有多难掌握世事了，拉奇曼先生。我们自己都很难了解我们是谁，又如何能告诉她们，她们是谁呢？你和她在一起一定要很小心。”铃声响起，宣告午休时间结束。“有时候，她活在黑暗中。有时候，她又看见太多。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很痛苦。她在苏联长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个错综复杂故事，充满对立，充满鸿沟。如果这不是她病症的成因，也一定是，请允许我们这样说，主要的骨架。你该不会认为葛拉瑟先生是她的父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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