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决定,我要结束这段旅程,从我伤心处。在苏轼十二岁那一年的春天,他和众弟子拜别了天庆观,拜别了恩师张易简,踏上了来时的路。
“现在我将进入这种场景/再次重新呼吸/超凡脱俗/用自己相似的躯体/留下一个相似的时辰/安定地/被蓝色的梵烟笼罩。。。”(王学芯《在抵近寺庙的路上》)山门外,时在破晓,霜落茅檐,迷雾中溪边庙观隐去大半。众弟子一一走过张易简,饯别不忍舍。来接的家人带着仆人,携琴、剑、书籍,迤逦在路。苏轼下拜后,道士张易简执其手嘱咐道:“众妙为妙。子必异日有天庆观之游,惜我未能待子之来。”
漂离,漂离,带着恍惚带着记忆,带着风铃之声。苏轼再回天庆观,已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重来时不是王者,而是谪居。观也非眉州,而是黄州天庆观。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在给好友黄定国去信说:“。。。。。。非久东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虽不能如张公之不语,然亦长阖户反思,相当有深益也。”
回我少时书堂,那里竹柏杂花满亭,那里鸟巢低枝,俯身能见桐花凤。(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幺凤》云:桐花凤,鸟名。羽五色,状如传说中之凤鸟而体形较小,故名。又因其常于桐花开时集于桐上,也称桐花凤。”
回我小南轩,
临水为花开,
岁月不知老,
家有雏凤凰。
回我藏书室,“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商铺,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代被其恩泽矣!”(苏辙《藏书室记》)
苏轼苏辙回到了纱觳行,五亩园,父母家乡,无依无靠的灵魂再不急于赶夜路:元佑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
儿子来归,老泉兴奋得直搓手,一会儿望望前亭,一会儿看看后院,感觉到处都是太阳。“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儿戏。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林语堂《苏东坡传》)
生活和愿望总是会合成金,需用虔诚打造一把未来的信仰和钥匙。老泉知道眉山的松涛,岷江的芳魂并不能蜕去精神的鄙陋和生活的沉重,一枚铸铁要想成为光的主人,让“月色失去光芒,凌空的雁阵忘却滑动的翅膀”,还须胆色的锤炼,意志的煎熬。几年天庆观的提纯,他要儿子们和自己对应,他要摸摸他们的功力多高多深。几天后,他给苏轼布下一篇作文,题目叫《夏侯太初论》。
夏侯玄,字太初。曹魏时安徽亳州人,与何晏等人开创魏晋玄学,是早期玄学领袖。太初仪表出众,时人目之“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与毛皇后弟弟毛曾共坐时,毛曾靠着他就像芦苇靠玉树。人有雅量,《世说新语笺疏·雅量第六》引《语林》道:夏侯泰初从魏帝拜陵,陪列于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泰初颜色不改。
太初出世,象云朵在无限的江山上空自由来去,二十岁即为散骑黄门侍郎。散骑侍郎为秦初设,是为皇帝身边近臣,职位不见多高,因其可传递诏令而被臣僚格外重视。身世显赫让其性格中天生缺少自保求生的隐忍,临水自照成为积习,为司马师所害。
才性四本论是魏晋玄学清谈的重要命题。《魏志》云:“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别,才性离。”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德性与才能是德才兼顾,还是德才分离,唯才是举还是唯德是举。夏侯玄既主张才性离,又承认才性同,才性的同异离合,相反相成,与正始玄学糅合儒道,打通天人合一的哲学努力相一致:“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下之分也;孝行存乎里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朝廷用人,权在朝廷,也要考虑推荐者的意见,但推荐不得干预用人。
苏轼从藏书阁中选了《三国志》、《世说心语》等几本有关魏晋的书,在孤独燃烧的红烛下,面对窗格外月黑风高,收起孩子气的易喜易怒,在经书中度过三月,去踩九月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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