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改革方面,光绪帝下诏开放言路,允许报纸指陈利弊,又诏令各院部官吏、普罗大众都可以上书条陈意见。这也是封建制度的常见改革措施,慈禧太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但他提出精减机构、任用新人时,捅了马蜂窝。
主管后宫事务的詹事府、主管内外奏章的通政司等六个衙门被撤销,其他各省院部也要精减编制,这些被裁撤、精简出来的人员怎么安排?
光绪帝和康有为显然没有考虑善后问题。他们不仅没有考虑,反而大肆任命维新派成员进入中枢参与新政,如谭嗣同等人就被任命为军机衙门的秘书。
文教改革方面,光绪帝批准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创办的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同时诏令废除八股及科举考试,将所有书院、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为破除封建迷信,遍布全国城乡的祠堂、庙宇也将全部改成新式学堂。
这些举措迅速激化了新旧两派的矛盾。保守派拿废八股及科考说事,指斥维新派摇惑人心,招诱党羽,混淆国是。康有为则组织维新派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人予以反击,表示这些新政都得到了光绪帝的同意。
他或许把自己当成了不足畏、不足恤、不足法的王安石,把光绪帝当成了宋神宗。然而他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就算光绪帝变法的决心远超宋神宗,但在风景宜人的颐和园中,还盘踞着一个看似老态龙钟的西太后。
戊戌变法仅仅启动五天,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一举控制了朝廷人事任免权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
朝廷内部纷纷扰扰,有人跪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有人奏请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甚至有流言要废光绪而另立新帝。光绪帝意识到变法将有变故,颁密诏给杨锐说朕的皇位可能不保,何况其它?叮嘱维新派要制定良策,推进变法。
风声鹤唳之下,维新派不仅没有制定出好的策略,反而慌不择路地下了一个昏招。他们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唆使下,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中国访问,纷纷上书请求重用这个日本人,提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选拔通达时务者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务。
所谓中英美日四国合邦,说得好听点,是与虎谋皮,把中国的军事、财税、外交大权统统交给外国人大理,说得难听点,是卖国求荣。
但维新派茫然不知,纷纷劝谏光绪帝早定大计,不要嫌弃合邦之名不好听。
对此我无话可说,真是一群愚昧无知的蠢货。
就连保守派官员都意识到此事大大不妥,他们密奏慈禧太后,说如果起用伊藤博文,相当于将中国拱手让人。
慈禧太后这才离开颐和园,返回紫禁城重新训政。她将光绪帝软禁在瀛台,结束了戊戌变法。
傻乎乎的康有为连忙找到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请求他们去游说慈禧太后,结果人家压根不接茬。康有为悲哀地发现被别人当枪使了,与梁启超连夜离开北京,渡海出走日本。然而,在清廷的交涉下,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康有为,不准他留日居住,将他赶去了加拿大。
维新派八人被捕入狱。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当街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徐致靖被处无期徒刑永远监禁,张荫桓被发配新疆。
谭嗣同在牢里用地上煤屑写下一首绝笔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他用短短二十八字表达对维新运动的期待,抒发视死如归的壮烈情怀。
维新派在变法前期过于激进,在后期形势有变时不择手段,导致变法仅仅仅过百日即告失败,还牺牲了谭嗣同这样的大好男儿,殊为可惜。但它作为近代中国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一年3月5日,在江苏淮安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中,诞生了一名男婴。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他的名字叫周恩来,我们都敬称他为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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