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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埃共和国的称号，把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而使过去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变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自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改

为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实行“三三制”的联合政府。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各

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行政机关为国务院（1954年前为政务院），地方政府为各级人民政府，从而最终建立了完善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结构体系。

中国共产党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体系和政权组织形式，其实正对应着现代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等几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也都是不同的。

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应该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许多的企业并没有做过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他们或是借鉴行业内的通行做法，或是在确立一种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后，就长期贯彻下去，极少考虑过要有所改变。

殊不知，一种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在当前的企业发展阶段也许很合适，但是当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后，当下合适的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恰恰有可能成为企业下一阶段发展的桎梏。同样的环境下，采取相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有的企业能够成功，而有的企业却归于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能探讨企业自身的成长过程。

张瑞敏就说过一句话，叫做“我们从不回头欣赏自己的脚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诠释这句话呢？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战略重点和任务，如果不知变通，老沉迷于过去的经验和成就，实际上就等于是原地踏步，也就失去了继续进步的根基。面对变化了的市场，以及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中出现的新情况，如果不对管理模式和运营方式加以变革，无论其过去如何辉煌，企业也有可能被无情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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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我为主（4）

这种淘汰还往往不是源自于外部，恰恰是其自身。所以说，不关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不知变通，就有可能自取灭亡。

中国缺少做大和做强的企业，要谋求百年基业，要向世界500强冲击，中国的企业就必须要研究自身的成长阶段，只有把握企业在成长各阶段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的运用管理学的各项理论工具，避免照抄照搬，这样的企业也才能避免病急乱投医，就如学习最新潮的管理方法一样，如果引进不当，就会像病急乱投医，加快企业组织肌体的败亡，使企业组织陷于不利境地。

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的不断改善和创新，也启示我们：

当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时，应当研究不同成长阶段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只有建立起动态适用性组织，并注意研究适用性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点，才能更好地做大做强企业。

共产党组织结构的特点是“统分结合，动态平衡”，这正是一种动态适应性组织模式，它不但集中体现为不同时期的组织结构都能适用每个时期的需要，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的组织结构体系，而且体现为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动态平衡过程。

集权是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高层次的一定程度的集中；与此相对应，分权是指决策权在组织系统中较低管理层次的一定程度的分散。

绝对的集权意味着组织中的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在现代组织中明显是不可能的。而绝对的分权意味着全部权力分散在各个执行、操作者手中，没有任何集中的权力，因此管理也就成了多余，一个统一的组织也不复存在。在现实社会的组织，可能是集权的成分多一点，也可能是分权的成分多一点。因此，集权与分权都是面对特定的环境来分配的，没有绝对好坏之分，组织都应该针对特定的环境和战略来设定组织的集权与分权程度。

在组织结构设计中，要恰当地处理好“集权”“分权”的关系。“集权”和“分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当权力过于集中时，虽然有助于企业防范各种经济风险，决策效率高，但往往会影响下属的积极性，有时决策人物变更或因出差等原因暂时离开时，就会影响企业的基层工作效率。当权力分散时，虽然下属的积极性较高，基层工作效率也比较高，但是企业各种经济风险容易发生，企业高层的决策效率就会降低。

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政权体制并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制，而是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既要有民主，又要讲集中。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严重弊病在于，它使相当一部分权力在相互牵制中抵消，常常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以致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共产党组织结构的民主集中制是分权与集权的完美结合，这种结构有利于高效地形成集体决策。

1。共产党构建适应性组织极为重视过程。

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制度、党的代表会议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等。这些组织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些组织制度无一不体现着对过程的关注，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真实性，这是真正的适用性组织制度。

关注过程而不单纯是结果，这是新时期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内在要求，这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的立场，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看政绩时，既要看经济指标，又要看社会指标和环境指标；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可持续性，看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看社会稳定；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主观努力，也要看客观条件。只有这样看政绩，我们才能真正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

要坚决克服“一代人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的不良现象，绝不能“吃祖宗饭、砸子孙碗”、“一地致富、八方遭殃”。无论在什么时候、从事何种工作，创造政绩的思路、方法都应当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不能急功近利；要“造福一方”，而不能只顾眼前、不虑长远。要讲真话、道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而不能好大喜功，只讲“形象”，不计成本。

制定一项政策，推动一项改革，应充分论证它的可行性，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充分估计有关方面的可承受程度。启动一个工程，上马一个项目，应审慎考察其市场前景、资金来源、技术条件，全面分析人才状况、管理能力，客观分析对目前和今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带来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第二章　以我为主（5）

2。共产党构建适用性组织体现了科学的权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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